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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敬平
春光乍泄的2月24日，舆论瞩目已久的“非公36条”，55年来第一份较为全面，由中央政府颁发的专门助力“非公经济”的红头文件，在全国人大代表赴京开会前高调出台。我想到了苏南重镇常州，2004年轰动中国的“铁本案”发生地。翻开电话号码本，拨通了一个常州人士的手机。他对被最终简称为“36条”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的若干意见》，略显犹豫地说“甚好甚好”。
显然，他的激动情绪早已过去，不似数月前媒体刚刚披露时那般舒心。据说，铁本案爆发后，一些常州的私营企业主，一边品咂当事人的牢狱之灾，一边迁徙他乡。踌躇中，媒体透露出支持引导非公经济的信息。所以，他固执地认为，“36条”是一颗安慰伤痛的止痛药。我援引文件起草人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的话说，文件的起草和宏观调控是政府两件平行的工作，两者的立意并无因果关系，只是因为时间关系而发生了交叉，不能将36条的面世，误读为中央政府安慰宏观调控中受损私企的权宜之计。
据闻，众多私营企业主坚持这样的误读。温总理去年夏天的浙江之行，已明确地表明中央政府扶持非公经济的决心。总理说过，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在去年的宏观调控中被查处，不是因为出身民营经济，而是因为存在骗取银行贷款、违法占用耕地等多种严重问题。一名出席过温总理浙江座谈会的私营企业主说，听总理一番话，他睡了一个好觉。然而，听总理亲口说出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私营企业主毕竟只有参与座谈的几个人。更多信息并不充分的私营企业主们，还是担心“政策会不会变”。
当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36条的出台，这个看上去生命力旺盛其实很脆弱的新兴阶层，就像受到宽慰的孩子，如释重负。其实，我们可以将这一切解读为中国对市场经济的坚定选择，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在履行入世的承诺，“保护期”即将过去，对外都要平等，对内还怎么搞歧视？
误读“36条”者，岂止性命攸关的私营企业主们，一些官员，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往往也不例外。在我国，铁本案从来就没有被简单地看作对违法私营企业的处理。一家在中国有着殊大影响力的电视台，甚至在年终回顾的节目中禁止提起铁本案。起初，少数地方官员也将铁本案视作他们观察非公经济未来前景的风向标。尽管宪法修正案已经铁定了非公经济的地位，他们还是习惯性地看风向。在国企改制的争论中，有地方政府官员又担心起来，觉得舆情不正常。国有企业怎么改制为民营企业，MBO应该奉行什么样的尺度，一切又都没有了谱。再后来，北京方面传出的对外国在华企业垄断的报告，都被时时留意政治方向的地方官员们所重视。好在“36条”的高调出笼，平息了他们当中一些人的“误读”。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的地方官员都和私营企业主穿上了一条裤子，倘若“大气候”不喜欢非公经济，上午还在拉着老板的手公布优惠招商政策的地方官员，下午就能反目。经验告诉我们，像山东聊城“陈卖光”，江苏宿迁仇和那样敢于在产权改革领域大刀阔斧的官员，在中国地方官员中所占的比例，一定很小。
可见，36条的被误读并非毫无理由的无缘无故。虽然为非公经济悬起的心落回原处，我们还是需要思量：误读为什么总是难免的？一位研究行政法的底层官员认为，中国尚不是彻底和完善的法治国家，治国多依赖容易变动的政策。政策宽松，就皆大欢喜，政策趋紧，就四面楚歌。根除误读的路径，是完善法治。
铁本案发生在宪法修正案肯定私有财产宪法地位不久，为什么私营企业主会误读宏观调控的所谓政治方向？36条给非公经济以平等的市场地位，为什么会被人们再度解读为“抚慰伤痛”？我以为，消除类似误读的办法，除了制定符合法治国家要求的法律条文，更需要政府形成完全意义上的法治意识，譬如对私有财产的绝对尊重。
绝对尊重合法拥有的私有财产是一种可贵的法治精神，任何政策都不能轻易将之撼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商业银行并没有取消作为叛军将领的华盛顿的股东资格，他的私有财产也没有被冻结或者剥夺，直到战争结束，他还在享受银行的“红利”。想想，如果私有财产都能拥有这样的地位，还能引发那么多的误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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