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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木(3月16日《都市快报》)
据国际在线消息，在15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两会”解读研讨会上，经济学教授姚洋认为，“‘农民工’的提法不妥，应叫‘新工人’或‘新移民’”。
“新移民”也罢，“合同工”也罢，以新称呼替代“农民工”这个旧称呼，预设了这
样一个逻辑，即“农民工”这个历史称谓是带着某种歧视人为制造出来的———既然这个词与和谐理念相悖让人感觉不舒服，那就以平等的态度制造一个新称呼取而代之———改称呼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问题。
考察历史可以知道，这个预设逻辑是错误的，“农民工”不是一个人为制造的称呼，它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以历史条件和制度背景为模板。
在城乡二元分立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工不叫“农民工”叫什么？
我们在话语上感觉“农民工”是个歧视性的称呼，这与称呼本身是没有关系的，而与称呼包含的受歧视经验紧密相连。有关制度和政策本身就有一种先赋性的歧视，城市在文化心理上对农民工本身就有一种先赋性的障碍，称呼只是一种外在的符号———户籍制度下不平等的待遇依然存在的话，我相信，即便“农民工”强制改称为“新移民”或“合同工”，“新移民”和“合同工”不久后也会变成带有歧视性的称呼。
户籍壁垒消除了，配套措施跟上了，农民工称呼的歧视问题会自然解决；户籍壁垒不消除，换什么称呼也去不了受歧视的底色。
《江南时报》 (2005年03月17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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