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频发的根源是国企缺乏识别和控制风险能力

　　文/ 孟宁

　　经济增长不是问题，问题是发展模式的不合理，投融资体系的失调和价格机制的缺失

　　过去的2004年中国屡屡发生的煤矿矿难事故已经成为公众瞩目却也有点习以为常的事情。本文不准备从通常的安全生产等方面分析矿难的发生原因，而试图借中国居高不下的矿 难发生率，以窥经济运行之斑。

　　造成中国高达美国100倍、南非37倍的矿难发生率和死亡率的原因大抵是煤矿大量扩大产能，而相应的安全配套措施却没有跟上。那么造成产能扩张的同时压缩例如“一通三防”在内的安全费用的根源在哪里呢？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无外乎是利益的驱动。这里让我们用倒推法来看看隐藏在矿工血肉之躯背后的经济学分析。

　　说到底，是因为经济景气了？这明显说不过去。各国政府辛辛苦苦、殚精竭虑地想尽各种策略把经济从紧缩中拉出来，如今好不容易看见曙光了，却变成了原罪，似乎匪夷所思。况且全世界的经济都在复苏，为什么偏偏中国工人要用生命为全世界需求的增长买单？看来问题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经济增长不是问题，问题是发展模式的不合理，投融资体系的失调和价格机制的缺失。

　　■ 对发展模式的质疑

　　中国是个高能耗、低利用率的国家。一次性能源利用率为24.62％，正好是日本的一半。而能耗是巴西的2.04倍，美国的3.7倍，德国的4.7倍，日本的6.25倍，世界平均水平的2.78倍。要达到同样的产出，中国只有多挖煤，用多挖出来的部分弥补浪费掉的部分。利润从哪里来？只能从恶性的扩张产能、同时压低包括“一通三防”在内的各种配套保障设施的建设，降低成本中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前两年提得比较多，经济一旦过热，这个词倒见得少了。仿佛大国泱泱，浪费何妨。殊不知，在嘲笑日本精细到研究百叶窗叶片间距以节约光能热能的“小家子气”之时，我们却在为自己的“大方”付出血淋淋和透支未来的代价。

　　■ 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决定着投资的方面

　　从投融资角度来看，经济走出紧缩，从两个方面推进了投资。1.为了促使经济走出低迷而降低利率，刺激了投资欲望的增长；2.景气带来的消费增长，包括食品、汽车、房产、旅游等各方面的需求增长，最终都传导到对基础行业需求的扩张上。

　　收益率的提高自然让投资者趋之若鹜。趋之若鹜产能就会扩张，扩张到过剩，泡沫就要破裂。管理层深明大义，所以控制贷款总量、限制某些产业立项扩张的政策如六月飞雪飘洒而来。然而，六月飘雪为治标不治本之策。首先整体经济景气必然带来行业的过热，没有限制源头的利润驱动，单纯地不让投资某些产业是堵而不是疏。利率迟迟才动无异于在给过热经济煽风点火。其次，过热行业的投资也不是政策说停就能停的。控制货币供应规模不代表贷款就没有流到这些企业中去。大型基础产业，钢铁、汽车、房地产无疑是一个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各级政府官员想保乌纱甚至加顶子的重要砝码，不是银行说不贷就能不贷。何况这些项目也是银行贷款的优选客户，大型企业贷款、长期贷款意味着行长的业绩，也意味着在位期间规避了风险，哪有不贷的道理？即使贷款真的控制住了，就一定意味着钱真的不会流到这些产业去了吗？银行借不到可以从黑市借，即使是10％的利息，只要有11％的投资回报，企业就敢冒100％的风险。

　　■ 价格机制的缺失

　　在这里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价格机制的缺失。价格不仅是一个信号，也是引导资金流向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市场畸形情况的出现归根到底是因为价格机制的扭曲，体现在三个方面：利率、要素价格和汇率。

　　利率是货币的价格，经济出现过热的苗头、投资规模超速扩张的时候，不提高资金的成本，一方面刺激人们降低储蓄，增加消费，进一步扩大需求，提高物价；另一方面等于鼓励投资者大量借贷进行实业投资，不断催生经济泡沫。当然利率调整的滞后并非调控者的本来意愿，利益集团的游说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谁是利率刚性的最大受益者同时又具有影响政策导向的力量？资产负债率高的大型国企就是游说集团的中流砥柱。

　　其次是要素价格的扭曲，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电力价格。电价的人为压低扭曲了整个经济体的资金循环。电力价格过低使得上游企业，如钢铁、铜、铝、房地产等企业能够维持比较低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了行业利润，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如果电价调整是市场化的，那么煤炭价格的上升应该带来电力企业成本的上升和电价的上涨，电价的上涨会提高上游生产企业的成本，降低他们的利润率，抑制投资的疯狂进入；同时，上游生产企业对电力的需求减弱，会带动电力企业对煤炭需求的下降和煤炭价格的下降。价格机制合理引导着资金的流动，促使资源有效的配置。然而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为什么在煤炭价格上升而电价无法提高使得电力企业盈利下降乃至于大量亏损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电厂在立项、投产和扩张规模？在这个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现象后面，层出不穷的电力腐败案给了我们拨开迷雾的钥匙。作为一个垄断行业，“隐性价格”决定着投资欲望。电力企业的利益并不完全从电价上体现。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价格刚性的同时存在，上游企业的需求越旺盛，电力企业的隐性收入越高。当然这部分隐性成本要比电价提高带来的成本小得多，否则上游企业的需求同样会被限制。当然中央对于电价的控制也是有它的目的的。除了担心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之外，毕竟电价调整关系到国计民生，可能影响的范围实在太大，就算仅仅是放开企业用电价格也可能对支柱产业产生毁灭性的冲击。价格扭曲导致资源配制的浪费和经济运行的失调，借用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句顺口溜来形容最为恰当：“议价饲料平价猪，谁养猪谁是猪。”

　　还有就是汇率，本币相对于外币的价格。固定汇率制度却使人民币的价格被扭曲了，而任何被扭曲的价格就会引来套利资金的青睐。虽然一万亿游资狂赌人民币升值有点夸张，严重贴水的NDF市场也只是差额交收，但热钱的涌入是不容否认的。这就带来两个后果：1.中央银行大量卖出人民币，买入美元以维持汇率不动。这就引起基础货币的投放量大增，推动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通货膨胀率的上升；2.热钱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涌入价值由资金推动型和变现相对容易的房地产行业，造成房地产行业过热和房价飙升。同时房地产行业的扩张又带动了整个原材料行业的膨胀。为什么不升值是需要另用一整篇文章分析的，大抵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汇率的改变可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而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汇率变化引起支柱产业竞争力的下降可能会直接影响国家的竞争力乃至于就业及社会安定。

　　总结以上三个问题，价格机制之所以受到计划控制，归根到底是因为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支柱企业缺乏风险的承担能力。无论是利率、汇率,还是要素价格的变化，不仅会降低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也会带来金融企业的坏账高企，引起金融危机。孩子发育不良，就需要父母多呵护，父母百般呵护带来的就是孩子越发禁不起风雨。企业的弱竞争力使得价格机制扭曲，价格机制的扭曲使风险的承担从企业转移到了政策制定者身上。企业规避市场风险(无论是工业企业还是金融企业)，从而无法建立起风险防范机制，无法提高自身竞争力，一个恶性循环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许小年说得好：“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微观经济主体没有识别和控制风险的能力。”

　　“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虚不受补是计划不愿让位于市场者的口实，然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投融资体系、还价格机制以本来面目，糜粥呼，猛药呼？

　　作者为英国约克大学金融专业硕士、太平洋保险公司投资部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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