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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消费维权的各个环节都有问题，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不能满足时代要求。”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官员刘小平表示，这是消费维权难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举办的“2005中国消费维权论坛”上，刘小平还为此开出了“药方”：改《消法》。(《中国青年报》3月14日)现在使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1993年颁布、1994年施行的。我国在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直到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才勾画出这种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编撰、颁布和施行的时候，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有起步，或者说才刚刚起步，一切都处于探索阶段。而到今天，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相继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而在国内，正如工商总局刘小平所说，《消法》起草时，医疗、教育、住房等主要是一种社会福利。而现在，这些领域已经带有了经营性质，如何解决这些领域中的消费纠纷，《消法》并没有给出答案。
从西欧国家消费权益保护的普通经验可以看出，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的完善与健全，主要始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而这一时期却也正是西欧市场经济高度快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说，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的完善既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又对市场经济的高效率运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体系，而没有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来协调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就会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进而最终丧失其应有的效率与效益。”(《西欧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宋华著)在“苏丹红一号”事件中，消费者可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起诉亨氏。但是，《消法》虽然给经营者下了定义，但作为经营者的生产者的含义是什么，销售者包括什么范围，在目前的法律中，也找不到明确的条文。
因此，“苏丹红一号”事件发生后，作为生产者的“亨氏”立刻声明，声称这是供应商的不对。正因为《消法》的模糊，才给了“亨氏”巧言令色的借口，使得这一本来简单的案例变得错综复杂。此外，在查处“苏丹红一号”时，行政执法机关可不可以用专门的、非公开的侦查手段？发生“苏丹红”事件等紧急事件后，行政执法机关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对这些行政执法措施，《消法》没有相关规定。
就市场经济的演进而言，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与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从“苏丹红一号”事件中，我们可清楚地看见，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流通领域带来了一场重大变革，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需经过复杂的、多层的流通环节，买者、使用者与商品制造者、供应商之间一般并没有直接的契约关系，这就使得消费者的利益容易受到生产者和经营者不法行为的损害；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组织形式和技术形态的发展，企业、公司在交换中处于显著的优势地位，而生产过程和技术的高度复杂化，又使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已根本不可能判断其品质。这一系列的市场变迁都需要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必须与之相适应，并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与市场经济，两者构成的是一个互动的格局，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的滞后，无疑将使得供求关系被扭曲，社会资源又如何能达到优化配置。
□彭兴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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