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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宁
全国政协十届三次年会和十届全国人大三次年会相继结束。每年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政治季节”告一段落。
这几年民主议政之风日渐，越来越多的代表和委员开始逐步习惯于、适应于、敢于
和善于在两会上表达民声和民意。对政府工作和国家发展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不少代表敢于提出善意而尖锐直至点中“穴位”的质疑与批评。变化不论大小，都是民主新政之新风，都可归纳为“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成果之积累。
按惯常做法，今年全国两会由代表委员所提出的数千件正式议案和提案，以及建言献策所表达的意见及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机构会在较短时间内做出相应答复。这一点，缘于代表委员参政议政能力的改善以及人大、政协实际政治地位的逐渐提升，很少有部门和机构再不当回事儿。
然而，答复固然是态度改进，整改才是目的之根本所在。现实的困惑是，答复通常已令人满意，而整改则常常大打折扣，也有只答复而不整改的。有机构就2000年至今年连续5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所提议案与提案的内容做了个分类归纳，发现重复率比例很高。其中，事关重大国计民生的议案提案的重复性高达60％以上。排列前10位的社会热点、焦点、难点问题，重复率更高达七层。
对此类现象，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直言不讳，提出“答复很满意，落实最差劲”的尖锐批评。他以自身经历举例：去年他提出《名人不该助违法广告之乱》的建议，国家工商总局迅即对王代表作出回应，但现状是“到目前为止，此类违法广告欺诈、误导消费者的现象非但没有减少，而且泛滥成灾。”王代表为此直言：“我不相信漂亮话，只看重行动和结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若说国家工商总局只顾答复不虑整改也不客观，作为整改乃至查处打击的牵头部门，说国家工商总局任凭违法广告泛滥不作为更不符合事实。问题是查处打击能否收到实效，并非只取决于是否采取行动，而更多取决于相关部门是否步调一致——是否能弃舍部门保护及背后很难避免的部门利益。就说王代表主张的这事儿，牵涉的部门至少还得包括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职能机构齐心发力。
看的更客观些，有些代表委员所提出的议案提案缺乏“水准”，难以击中要害也是整改难或难整改的一个原因。这种现象的存在，抑或为相关职能部门推诿整改提供了口实。不过，这已不是普遍现象而是少数现象。
一个这几年渐显的“正面现象”是，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责任意识在“开化”，所提议案提案的“含金量”在提高。譬如，今年两会，纪尽善代表上网公布自己的议案草案，广征网民意见；周洪波代表特聘专职律师作助理，为自己的议案提供法理支持。而代表委员来今前先期收集民声民意的做法，若前几年还属新闻的话，今年两会则没有记者加以“挖掘”。至于借助程序改进而提高议案质量的事，吉林代表团今年率先破题，一个“议案说明会”破解领衔者转圈拉人签名，附议者只顾签名却对议案内容不知所云的积弊。
前道环节，代表委员参政议政态度和能力日渐长进；后道环节，相关部门整改不力面对舆论压力而力不从心。这种困惑还不是单一的态度问题，也不光是个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究其问题本质，根本在于改革滞后和改革不配套直至难配套的问题。
不妨仍以上例析之：违法广告始终治而不绝且愈演愈烈，不少媒体“顶风作案”无所顾忌，说到底不在于工商部门执法、执罚力度大小，而在于这类违法媒体自恃地位特殊有“优越性”。我姓谁属谁——量你工商部门敢玩儿真格的？大伙儿说，这是不是改革于媒体滞后的问题？当然了，这样说，那些个违法的媒体未必能服气——它们的“怨气”是，媒体的“功能”定位与经费来源相脱节，说得形象点，既要求“马儿”跑得快，“马儿”却常常缺“草料”。这个困惑的症结所在，当然还是相关改革迟滞的问题。
可以预见，随人民参政议政意识被不断激发而必然相伴的参政议政自觉之提高，对整改部门的压力和诉求还将持续释放。有关部门理性且务实的应对思路是，放弃疲于应付的“消防队”角色和作派，改而依赖于综合改革的推进来化解各种社会积弊——至少能有效缓释人民群众的种种不满意。若能如此做，就叫抓住了整改之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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