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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前后引起了参会代表多达26次的热烈鼓掌。其中第16次鼓掌是有关问责国有投资决策失误问题的。温总理说：“规范政府投资的范围和行为；健全政府投资监管制度；建立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责任制与责任追究制，从根本上改变投资决策失误而无人负责的状况。”
温家宝总理之所以将该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引起人大代表
的共鸣，说明该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已到了需要举国上下重视的地步。回顾2004年，中航油新加坡炒期巨亏破产，中储棉10亿血本无归，长虹40亿巨债浮出水面，无不与时任企业领导层的错误决策有重大牵连。
毋庸讳言，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是最大的损失，因为它导致的往往是长期逐步间接显现的综合损失，不仅仅是短期内直接的经济损失。其背后涉及到的常常是一个决策系统的失灵，包括体制缺陷、程序紊乱、行政腐败、监督不力等诸多原因，而最根本的或许就在“问责不清”上。只要责任明晰，追究到位，上述其他原因自然也就可以得到有效规避。但现实中，问题恰恰出在权责不分，责任不明，有权无责，一人滥权，集体负责(常常因为法不责众而导致实际上的无人负责)等状况。
在企业领导层权责利不分的背后，又是事实上的政企不分在作祟，再往深层次推，则是产权所有制问题。企业领导层本应只是他所管理的那部分国有资产的托管人，但在现实中成了有优先控制享用权但不必为之负责的公共财产，因为实际的大老板成了层层上走的政府及其官员(只要对上负责好就可以)，更何况投资本来就有风险存在的客观现实(最好的失误和亏损借口)呢！也就是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场文化仍然是不少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企业文化的潜在核心。
感谢2003年的SARS，失职官员问责制开始成为惩处渎职或不作为官员的不成文规定。而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出台的林林总总的问责政策和法规，诸如国企领导人绩效考核办法，行政首长负责制，法官引咎辞职制，安全事故责任人制等等，其根本要义在于，找出应当负责的人并且让其负责。
要想真正实现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从根本上解决无人负责的状况”的目标，首先必须建立他所提出的制度前提，即“投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不怕出错，就怕不纠错。没有纠错机制，就会为可能更大的错误埋下地雷。否则的话，仅停留在口头和文件上的问责制就有可能扭曲、变形，沦为选择性惩罚(非普适性惩罚)以防止责任范围扩大、甚至掩盖更大责任的工具，从而事实上找不到真正必须为投资决策失误买单的具体人，最后只能是全体纳税人。
舆论认为，2005年有望成为问责年，问责的力度可能会更大。但更重要的是，问责应该成为政治文明中的官制文化常态，既不要运动，也不要革命，而是一项制度，一种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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