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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岳
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高涨，在当前的公共决策与司法裁判领域中，公众参与机制正在受到更多重视，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在若干行政决定的作出中引入公众听证机制，在法院裁判中再度完善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公共服务评价中引入网络测评与民意测验机制等。这些公众参与机制的基本价值在于：在涉及一般公众福利事项的判断上，公共决定应尽可能同
时兼顾专业精英与利益关联的民众的视角，提供同时呈现专业判断与民众常性见识的空间，使公共决定尽量在规范与情理之间取得平衡。
专业规范思维与公众常性情理之间的思维范畴有相当差异。专业规范思维有其工作的专业性：遵循专业工作系统对某类事项的规章、限定和指示，具备较多的专业知识、信息和专门技能训练，有专业职业伦理与标准，受专业领导人的工作目标的制约与驱使。相反，公众常性情理更反映普通人的常识与常规：日常生活经验与直观感受，对利益的算计，对事物的非专业感受方式与情感波动。
专业规范思维代表对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主张与训练，它为社会管理提供超越单个常人的普通逻辑与行动能力，但有时它会让单个常人感到某些不合情理或不舒服、不易理解的感受；而公众常情反映的是普通人的“业余”的道理与感受模式，它更能为社会治理贡献普通民众的直接声音，但有时，它也暴露不谙专门规范与过于朴素情绪化的弊端。而取得专业判断与公众常情的平衡，对于产生“善治”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公众常情的合理作用的边界在哪里？公众情理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参与制订与影响规范性事件的机会，但在公共执行体系中，除非某些特殊的政治决定，个别公众或代表部分公众的群体不应直接改变立法、行政规章，也不应在违反规范性的前提下采取行动，甚至也不应以他们的个人理解作为规范性文件的权威解释者，否则就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
在公共执行体系中，公众最可施加影响的领域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对事实真实性的认定———公共决定所针对的公共事件涉及复杂的事实场景，在这些场景中，普通公众较之专业人士更具备感同身受的能力，对某些特定事实是否存在、争议事实中谁的主张更可信、支持主张的事实化证据的丰富程度具备独到的判定能力；对当事人行为中是否体现了在关键环节的“适当注意”、“合理注意”、“符合常规”、“受到社会风气与公众习惯影响”，提供代表一般公众可以接受的判断；提供专业规范思维所遗漏或忽视的社会事实信息，以及现实与潜在的公众感受。当然，不加限制地使用公众常情，或不能合理地界定公众常情与专业思维的作用范围，可能导致公共执行行为陷入矛盾。
即使我们适当解决了公众常情与专业思维空间的平衡与合理作用范围问题，却仍可能因特定参与公众的选择性机制而导致重大偏差：基于操纵性选择的公众参与———专业权威有意识选择来自自己系统以外的、赞同自己行为逻辑的民众作为听证、陪审、公共评价的参与者；基于“专业性”的公众参与———选定某些民众作为听证、陪审、公共评价活动的常规参与者；基于覆盖面偏颇的公众参与———在利益关联的主要个人与利益群体中，仅有部分利益相关者有可能参与。在这些情形下，公众参与不仅不足以纠正专业思维的不足，还足以产生新的弊端。
在涉及特定公共决定的事项上，相关事项所涉及的利益关联者甚多，而且在不同事件上影响到的利益关联者的数量、类型与形态都有区别，因此选择陪审员、听证参与者、公共评价参与者需要设定某种类似随机抽样，或分层配额抽样的开放式遴选机制、适度的知识培训、透明的参与互动过程、合理的参与回报与激励。在以民为本成为基调的时代，社会治理工作的重心应转换到监督与反对虚假的“以人为本”口号与操纵机制，而建设更加科学、合理、民主的公众参与机制，以辅助纠正精英化公共行动中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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