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映射出了什么

　　□本报记者李爱明

　　“民工荒”老板慌

　　作为来自服装行业的一名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耀庭对全球纺织品配额制的取消感到由衷高兴。不过，3月8日，在北京参加两会的他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令他烦恼的是，集团的业务虽然很好，却很难扩大生产，因为招不到熟练工。

　　江苏的乡镇企业曾经在全国“三分天下有其一”，因而也“储存”了最多的熟练工人。尽管如此，许多企业还是碰到了和红豆同样的尴尬———招不到工。在邻近的浙江以及更远的广东，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和严重。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介绍，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

　　在温州，数据显示，近三年打工人员以每年20%的比例在递减。

　　在广东，问题更为严重。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介绍，珠三角地区为广东省现有1900多万民工的主要集中地，也是缺工最为严重的地区，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其中，深圳现有民工420万，缺口约40万，东莞1.5万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缺工近27万人。

　　2月24日，广东省召开社会和劳动保障会议。主持会议的广东省副省长表示广东的招工形势严峻。他披露的一个事实是，节前从火车站走了600万，但从年初一到年初十，回来的只有250万，还有350万没有回来……

　　不过，3月7日，在京参加两会的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对媒体表示，珠三角部分企业确实缺工，主要是结构性的，缺技术工人，但不能因此扩大到“荒”来形容。他介绍，通过对26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发现，技术工人缺口为18%。

　　民工工资12年仅提高了68元

　　从曾经令一些部门头疼的“民工潮”，到如今令许多企业头疼的“民工荒”，是什么原因促使这种巨大改变的发生？

　　在新闻媒体报道“民工荒”以前，很少听到有关部门作出过这种预警，更没有听到一向活跃的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提出过这种问题。相反，记者们从经济学家那里听到的类似说法仍然是想当然的：中国的劳动力便宜，成本低，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至少20年，等等。

　　直到“民工荒”愈演愈烈后，这才引起这些部门和学者的注意，随之，各种各样的分析也见诸舆论。但是，不管如何分析，无法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根据去年9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一项调查，12年来，珠三角地区民工月工资仅提高了68元，如果把物价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是负增长。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也表示，技术工人短缺首先是因为一些企业农民工工资福利、待遇较低，对技术工人缺乏吸引力。在广东许多地区，10年前农民工的月工资约600-1000元，在政府公务员10年里数次加薪、大学毕业生待遇节节高攀的情况下，这些农民工仍然拿着10年前的工资。因此有人评论，10年前，老子打工拿600元，10年后，儿子打工还是拿600元，不出现“民工荒”才怪呢。

　　但即使是上述的低工资，工人依然不能按时和足额拿到。以温州为例，欠薪一度是温州劳资冲突的重要原因。CCTV年度经济人物熊德明去年就曾从重庆远赴温州，替老乡讨工资，但最终无功而返。不过这也成为刺激温州的一个新闻。去年底，温州市动用大批力量实行“地毯式”清薪大检查，截至今年1月底，共追回拖欠工资3636万元，完成清薪96.5%。

　　在浙江台州，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民营企业创造的产值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95%以上。台州市委党校、天台县委党校曾经联合对台州民营企业劳资关系进行了调查。

　　调查中发现，引起劳资冲突的主要有以下几类情况。最突出的是由于克扣、无故拖欠工资引起劳资冲突。据统计，2001年，全市共发生劳动保障监察案件1150件，其中626件发生在民营企业，而在626件案件中，克扣、无故拖欠工资占462件。其次是由于劳动合同的不完善、劳动合同的单方面解除引起。许多企业利用合同不完善随意解雇员工，尤其是农民工。三是由于工伤事故的理赔引起。

　　浙江工商大学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宗和教授也曾经对浙江全省民营企业劳资关系进行过抽样调查。调查后他发现，当前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一些中小企业实际工资偏低、劳动时间过长、生产安全较差、社会保障不全、劳动合同混乱、工会作用缺位等。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折射出的是在劳资关系上业主理念的滞后、政府管理的不足和员工政法素养的欠缺。

　　而由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等单位组织的第六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私营企业内部劳资关系问题较多而且复杂，其中主要体现在雇工工资有不升反降趋势、劳保费用的支付呈差异型变化、社会保险不理想、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不理想等方面。

　　如何改善劳资关系

　　有人认为，我国民营企业的劳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原始市场经济的劳动关系，是典型的资本对劳动者控制和压榨的劳动关系类型，其严重程度已对我国的社会稳定乃至市场经济的正确发展方向构成了严重挑战。

　　如何改善这种劳资关系？两会代表、委员就“民工荒”及其反映的劳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农民工真不容易！”3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参加湖南代表团的审议时大发感慨。他说，矿井中下矿的80%是农民工。18岁的小姑娘眼睛最好的时候到工厂干，干了几年眼睛就不行了。“怎么承认他们，怎么给予他们合理的报酬？我们得带着感情看他们，善待他们。”

　　全国政协委员吴敬琏说，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如果进城的民工还不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是绝对不行的。他说，过去我们还能维持，是因为农村实在太穷了，是不得已而为之。而经济发展到了今天，屡屡发生的与农民工有关的问题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警告。

　　中国农林水利工会主席王萍委员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使得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只有经济方面的口头契约，没有任何相对应的权利和义务，其结果就是导致农民工的基本权利得不到起码的保证。“当务之急是严格执法，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特别是要尽快出台《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大力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合同制度。”

　　“在农民工大军已达1亿人的今天，还将他们拒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必将对我国提高城市化水平和深化农村改革产生不利影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苏立清委员建议，政府应该依据农民工的不同特点，采取分类分层的办法，统筹规划，务实地解决。

　　北京大学平新乔教授则撰文认为，未来建设和谐发展的劳动关系的主要任务是要改善农民工与城镇新就业者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着力解决目前1亿左右“非正式”的农民工的“二等公民”的身份问题与弱势群体的地位问题。

　　他提出了三方面的意见：一，处理民营企业劳工关系的基本机制应是劳动力市场。社会各界和媒体对民营企业中的劳动状况尤其是农民工的处境十分关心，政府也在加强干预。然而，农民工工资遭拖欠，劳动条件差，缺乏劳动契约保护等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农民工尚未作为自由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与劳动力的需求方———业主进行平等交易的权利。

　　如真要从根本上改善民营企业中的劳工地位，政府与社会各方需要做的应该是帮助民工获得交易劳动力的前提———人身平等与自由，而这就需要：逐渐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让用人单位与职工自主决定工资水平；政府与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对民工的教育、培训项目；鼓励发展各层次的就业市场中介组织；促进劳动力的流动与迁移；鼓励与促进工人以行业工会的组织形式与业主谈判等。

　　二，应当消除在社保标准上的误区，适当降低企业承担的社保成本，以切实提高民营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程度。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标准也是高于国际标准，这样高的人均社会保费率，实际上会很不利于提高社会保险的人口覆盖率。还不如适当降低社会保障标准，使企业法定的参保成本让大多数民营企业承受得起，这才会既有利增加就业，又有利于提高职工工资，还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障的人口覆盖率。

　　三，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与农民工的机会成本。应当认识到，我国与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西方国家相比，最大的差别是仍有65%左右的农村劳动力，而一个农民的年农业收入至今仍不到2500元，这才是农民工在决定接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时的真实的机会成本。只要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没有大的提高，则就会有农民工接受每月工资低于400元的工作，使最低工资制度形同虚设。如果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结果只会提高民营企业主用工的实际成本与违法成本，客观上削减城镇就业量，不利于城市化进程。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