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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尚惠
一场风暴，泛起了环保体制的种种沉渣，唤醒了公众压抑许久的环保意识，也吹响了制度建设的号角。
与其他不少亟待解决的棘手难题相似，环保同样面临着行政、法治和市场三方面秩
序的重新构建问题。
如果说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还离不开行政手段的强制执行，那么正待施行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和官员问责制度无疑将是环保风暴纵深化的第一道突破口。只有破除了根深蒂固的“首长意志”，纠正长期以来相当部分地方官员奉行的错误政绩观，环保事业才有望获得独立发展空间。
同时，环保作为基本公众利益的体现，不应只由行政机关依其国家权力进行维护，虽然这是一个必需的手段和一个必经的阶段。单纯依靠行政力量的社会平衡机制是脆弱和危险的，与法治社会的基本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至多只是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实现了初步的法治保障。
环保的法制化正是中国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内在诉求，在立法层面吸纳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完善环保听证和环保诉讼体系不可避免。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环保责任的内化，并实质上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效制度约束。在社会分化愈来愈严重的现实条件下，只有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有效的表达，才能保障社会法治化的基本方向不偏离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才是真正的法制化。
在突破了行政和法治两道门槛后，市场化就顺理成章成为成本代价最为节俭的通途。《京都议定书》之于中国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借鉴其中的制度设计，引入市场经济手段来解决环境难题，通过界定环境等公共产品的产权，将公共产品像商品一样交易转让，从而避免所谓的“公共产品悲剧”。这实际上也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所阐述的内容。
有人比喻，如果把用行政手段遏制污染排放可以说成是“堵”的话，用市场机制来解决污染问题就可以说成“疏”，“疏”的目的不是完全杜绝污染物的排放，而是通过因势利导，将“水”引到“洼地”，也就是减排成本低的地方排放，从而实现整个社会控制污染的成本最小化。
自古中国就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和谐社会的古朴理想。而当风暴不再是一场狂飙突进的运动，当环保风暴成为行政、法治和市场三者制度优化构建的引信时，人们仿佛看到了既依稀又真切的碧水蓝天。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3月09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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