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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洲
兰州“首富”张国芳被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措施后，震动迅速呈“多米诺”效应蔓延开来，包括市委书记王军、原市长张玉舜、副市长杨在溪在内的众多官员牵涉其中，相继落马。兰州官员普遍将此腐败案的暴露归咎于干部之间的不团结。这个“不团结”的说法更是被新任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拿到了履新讲话里：“兰州之所以不出干部，是因为这个圈子内
部不团结。”(《西安晚报》3月3日)
从表象来看，兰州官场这场反腐风暴确实得益于官员之间的“内部不团结”。如果不是因为原市长张玉舜与书记王军之间的矛盾爆发，导致前者在人大投票表决中落选的话，张玉舜恐怕不一定会将有关王军违规问题的材料递送到中纪委；而如果不是张国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牵涉到了其他权钱交易的黑幕，张玉舜大概也能在扳倒王军的同时自己全身而退。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腐败链条，最终把一群贪官都送上正义的审判台。看来，黑幕后一桩桩腐败案件能浮出水面，还真得感谢兰州干部小圈子的内部不团结。难怪“内部不团结”容易出事会成为兰州官场的普遍说法。
与此相类似，轰动全国的河南省交通厅“三任厅长前腐后继”案发后，也曾有不少干部跌足长叹：“交通厅连续三任厅长栽倒，就栽在班子不团结上。如果班子团结，也不会斗来斗去，你倒下我也倒下了。”
团结才会有力量。内部不团结，势必内耗不断，人心浮散，影响各项工作的开展。因此，领导干部间的团结问题往往成为考核一个单位的重要指标。现在，居然因为内部的不团结抓出了一批贪官，如此作用难免让人啼笑皆非。把腐败案发归咎于“内部不团结”，固然说出了实情。然而，反腐成果竟然要靠领导内部不团结来取得，这究竟是值得庆幸，还是需要有关部门反思呢？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腐败分子从贪官内讧导致东窗事发的结局中吸取了教训，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将“团结”问题异化成班子之间的内部稳定和利益平衡。这种“团结”，在把江湖习气带进官场的同时，也必然使制度安排中的监督机制沦为一句空话。更有甚者，一些官员把“勾结”当“团结”，在腐败基础上大搞“内部团结”，形成依靠权力非法获得利益的“腐败共同体”。他们或者“配合默契”，集体分赃；或者利益共享，互让方便；或者各怀鬼胎，把柄互握。大量窝案、串案的发生，甚至整个班子“全军覆没”的事实，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这种“团结”的极端危害性。
如果不在加强监督、健全制度、推进源头反腐上做文章，反而把官员落马案中的“内部不团结”视作需要吸取的教训，这怎能让人对当地的反腐倡廉抱以乐观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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