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条后的立法冲动

　　“非公经济36条”和今后的立法是一个良性互动，“36条”的思想将在《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税收法》、《反垄断法》等法律的修改或制订中得到体现

　　文｜舒眉

　　“这是非公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这也是本届政府对于今后一段时期内 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的总体把握的调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教授对《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评价积极说。

　　人大财经委经济室主任李鲁阳谈到：“在比较重视意识形态之争的中国，非公经济能得到快速稳步发展，与其法律地位的确定有很大的关系。”

　　从“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一路走来，非公经济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在地位上与“ 公有制”平起平坐，而且其发挥的作用已开始超越后者。

　　1988年，中国首次修改宪法时肯定非公经济是公有经济的“补充”。1993年，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次写入宪法；1999年，则把非公经济提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修宪则增加了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和“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内容。

　　“意见的出台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从整个大环境来讲，对非公有制经济，国家越来越重视。”李鲁阳向《全球财经观察》仔细解释了这一过程的转变。

　　从立法的逐步推进来看，在“非公经济36条”之前，中国在2002年前的五年时间里，先后出台了《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这些法律从不同的侧面推动了非公经济的发展。“到了现在，发现有法律还是不够，为了进一步促进发展，国家就在法律的基础上搞出了若干意见，不但要通过法律，还要通过一些具体的、更加具有含金量的一些政策措施，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这说明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上，政府的做法都是非常有步骤的。”

　　“该文件的下发是一个政策信号或导向，表明国务院将非公经济已经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陈乃醒分析认为。但他同时指出，这样一份对非公经济意义重大的中央文件，还需要法律的保障。

　　“36条”是国务院下发的政策文件，具有行政法规的效用。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限于文件的自身性质，“36条”还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36条’能否起到实际效果，关键看地方政府能不能落实这些原则性规定。”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一针见血地指出。

　　“出台意见后，显性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已经彻底取消了，但是在贯彻 ‘非公经济36条’时，还有一些潜在的歧视和观念上的问题需要解决。”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朱少平指出。

　　这些歧视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有些行业对资金规模的要求不需要很大，但是有单位和个人以资金量的大小对非公经济进行限制；一些地方政府在进行采购时，对采购对象设立技术规定和资金要求，把非公经济排除在外；还有些政府的政策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出歧视非公企业的现象。

　　“如果从立法角度给予保障，需要法律予以贯彻和体现 ‘非公经济36条’，我估计在今年的‘两会’上，相信会有很多代表提出相关的要求。”朱少平预测。

　　“‘非公经济36条’的现实意义还是大于实际好处，因为它作为一个政策的执行，需要很多因素来支持，比如社会配套是否完备，进一步的实施是否有可操作性？但是它毕竟解决了观念性和体制性的问题，是未来立法对于对非公经济支持的集中体现。”李曙光教谈到了下一步立法的问题。

　　“‘非公经济36条’和今后的立法是一个良性互动，因为‘36条’是规则，它的法律意义比较弱，但是在《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税收法》、《反垄断法》等法律的修改或制订中，我相信这些思想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体现，这是本届政府对于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的总体把握的调整。当然不排除新的立法会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远。”李曙光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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