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私人捐助是当下之所需

　　最近我们注意到全国人大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厉无畏先生的一个讲话，他表示将在今年人大政协两会上提出议案，建议国家拿出具体措施推进私人基金会的发展，使其充当第三次分配的主力。我们对此表示极大赞同。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出现了一部分先富人群，他们中尽管有一些人的财富在积累过程中存在问题，但多数人的财富是与他们的努力、智慧和机遇联系在一起的。更 重要的是，在我们与他们的接触中，很多人表示希望回馈社会帮助他人，这与当下社会认为需要减小贫富差距的普遍共识相一致。

　　一般认为，劳动和投资收入是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税收调节和财政转移支付是第二次分配。而由高收入者主动地向社会提供捐助就被称为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不仅仅可以弥补由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的不足，还对缓和社会矛盾、引导社会向善、减少发展阻力起到重要作用，社会慈善事业的发育程度应当被视为社会和谐程度的一个指标。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的财富绝对平均化使慈善事业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慈善事业在最近这二十多年的生长过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阶段，不能算做发达。在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背景下，批评我们缺少慈善家、富人缺乏同情心的声音越来越多，而且往往能够引起广泛共鸣。

　　事实上，我们从来不相信财富本身会使人变坏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穷人和富人，其道德水准和行为表现只与后天教育有关，所有人的表现都会受环境的影响。在人的道德方面，财富本身并不起决定作用。

　　一些人可能存在仇富心态，但更多的则是尊重；而富人当中也有很多人在走向创造财富之路的起点上就确立了贡献社会的志向。

　　有位企业曾经在本报的座谈会上说过，挣第一个十万元的时候，那全是为了自己，挣第二个十万元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想帮助亲威朋友，再往后就全是为社会着想了，他所说的社会首先包括他的员工，然后是他的客户，而当社会遇有灾难，不相识的人遇有无法克服的困难时，他便会询问下属有没有多余的钱拿得出来。

　　这种心态在中国的先富群体当中并非少数。在日常的采访交流当中我们都有深切的体会。

　　但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卡耐基，也鲜有人像比尔.盖茨那样，卡耐基将全部遗产捐助给了社会，人们也因此记住了这位慈善家的名言：拥有巨大财富而死去是一种耻辱。盖茨至今已经捐助了230亿美元，超过了个人财富的一半以上。为什么我们的富人阶层当中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

　　原因相当复杂，毕竟中国的先富人群也是涌现不久，钱在他们的口袋里还没有捂热，他们仍然走在创造财富的道路上没有多少时间喘息。传统的害怕露富的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他们，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往往会因为担心自身安全而被迫压抑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富人的捐助行为大多是悄悄进行的，而且只发生在一些重大灾难事故之后，平时很少有人愿意露头。但我们以为，这还与我们缺少一套完整的鼓励私人捐助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程序有关。

　　要想让慈善捐助事业得以顺利开展，确实需要我们在社会上营造出尊重私人创造的氛围。除了社会气氛之外，财税政策的跟进也显示出相应的作用。如果捐助可以节省纳税额，而使得捐助本身成为名利双收的好事，何乐不为呢？我们看到在一些发达国家以私人名义成立的各种慈善基金遍地都是，原因也就在这儿。人们无须讨论捐助者的善和伪善，因为捐助的结果总是善的。

　　我们的慈善事业正在发展之中，去年的6月1日是一个里程碑。《基金会管理条例》在那天正式施行。这部条例最为人所称道的，除了一些税收政策的调整以外，还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设立了不同的政策。这意味着个人出资成立基金会，在中国正式获得了“准生证”。

　　以私人名义成立慈善基金会的道路刚刚展开，但也只能满足一部分有能力的人的需求，对更多的善心捐助者来说还需要更多渠道及时开通，对比之下，我们现有的公益事业绝大多数都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背景，这在数量上肯定存在不足。要如何增加公益机构的数量和种类，并且使所有公益机构都能建立起坚实的信誉基础，我们相信这个话题会成为两会代表和委员们关注、思考的题目之一。

　　作为一张与中国经济共同发展的有责任感的报纸，我们愿意为此投入精力，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为此征寻志同道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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