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权意识到平权意识 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

　　作者：韩晓静

　　“和谐社会” 真是一个适应性、包容性和时代感都很强的概念，成为2005年全国两会的主题是众望所归。

　　两会自然是提案、议案云集北京的时刻，也是各利益阶层争取自主权利的时刻。在 这个特殊的关口，有必要提出一个值得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勉的话题：那就是让特权意识转化为平权意识。

　　如果仔细分析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中存在的诸多矛盾，都不难发现特权意识泛滥的痕迹。起先，由于政府担负着管理公共财产、社会事务和保护社会成员的责任而拥有了专属的权利。但是，一旦这样的权利失去制约就会演变成特权。这一特权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相结合，就难免堕落成为寻租的工具。特殊的权利造就特殊的产物，不管是“红顶商人”还是“商人红顶”，都是特权意识产下的畸形儿。

　　当特殊权利被泛化，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平等权利的时候，自然引发了社会上普遍的特权崇拜。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在北京的许多汽车配件城里，很多私家车私自安装车用警报装置。一些车主对此直言不讳：“谁不想特权一把？”

　　这种心态很容易从上游找到起点。本来，享有车用警报装置等“特权”的人群应该是法定的执法部门和某些特殊行业，并且只能在特殊时刻享受。而事实上，这种特权人群和特殊时刻早就被人为地扩大了。许多“非法”的特权往往已经被“合法”化或“半合法”化了。

　　而这换来的就是普通百姓对于正常特权的不信任，进而也加入到寻找特权的队伍中去。久而久之，“特殊”与“平等”都被伤害得体无完肤，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就难以承受了。

　　“特权”意识的泛滥，有我们几千年等级制度和封建文化的历史渊源。但更重要的现实原因是，处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阶段中，我们习惯用特殊来替代规则，用特权来解释权利，而又毫无障碍地把这些都归结为适应“中国特色”。

　　就拿高科技园区来说。全国各地的园区在税收上都享受优惠政策，这本来是对高科技产业的扶持，但在现实中往往变味儿：园区为了招揽企业入园，使大批并无资质的企业享受了不该享受的优惠，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而为什么他们会不计代价地转让这种特权呢，不过是因为高新园区在土地方面也享有特权吧。

　　让特权意识转化到平权意识，需要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来推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谐社会”的提出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在经历了连续的经济高增长之后，有条件来改善社会文化。经济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经济和谐首先应该是各种经济成分的和谐。在我们的各类经济体都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的现实条件下，应该到了多制定平等游戏规则的时代。

　　下一阶段，无论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应该少提扶持，多讲规则。而各利益群体，也应该只争取平权，不争取特权。前不久中央出台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制度的政治地位、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国民待遇，就是一种权利的回归。当然，在一些垄断性行业的准入方面，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垄断企业对既得利益的维护。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秩序下，特权与平权的博弈即将展开。而近来关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的讨论，也具有消除特权的重大意义。所谓的“超国民待遇”、“次国民待遇”必将退出历史舞台。毕竟，经济力量的和谐，是机会的和谐，是资源分享的和谐，是权利与义务的和谐。

　　愿“等级”、“扶持”、“优惠”、“特殊”、“例外”等词汇离我们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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