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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辉清
春节过后，曾经被认为“是暂时现象”的“民工荒”却愈演愈烈。
由“民工潮”到“民工荒”，这种变化并非偶然，而是经济制度的变迁使然。所以，我也同样相信由“民工荒”回归“民工潮”同样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以中国
经济结构的变迁为前提。
农民工的收入低、生存环境恶劣以及近两年来经济过热，对民工的需求增大构成了“民工荒”形成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
准确地说，“民工荒”形成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化，即中央对农村工作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以工哺农”时代已经开始来临。当然，一些人也提及去年农民增产增收是“民工荒”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却没有清晰意识到，去年农民的增产增收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基本上是完全要靠“天帮忙”，而去年在更大程度上因政府对农村加大投入所导致，而后者是一个新的国策，具有长期效应。
说起“以工哺农”，我们不得不指出“民工荒”背后包含了一个悖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民工荒”的形成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以工哺农”政策发挥了作用。从这一个角度看，前者被视为后者成功的一个标志。然而，从各国“以工哺农”成功经验看，在增加对农村投入的同时，政府必须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减少农民人口比例的政策，否则“以工哺农”的负担将太重，实际上是哺不起的。但我们的民工荒所带来的却不是农民人口的减少，而是实际农民人口的增加。换句话说，“民工荒”的形成给“以工哺农”政策的实施实际上带来一定的障碍。
如何去化解上述悖论？这就涉及到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了。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他的《二元经济论》中指出，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大量的劳动力还停留在农村，工业部门的工资只需要稍高于维持生计部门(相当于农业部门)的时候，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但在今天的中国，大量的劳动力依然留在农村，但是工业部门已经没法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了！这只能说明一点，现在我国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和福利水平，已经不如在家务农了。
要摆脱目前的困境，企业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使之升至农民工肯重新回流的新的平衡点；二是购买更多机器，以机械力代替人力；三是转移企业，将车间搬到农民的家门口。这三种选择都会从不同角度给经济结构带来变化。第一种选择带来的将是企业对管理、生产效率、技术档次的更高层次的普遍追求，抵消以工资提高所带来的竞争力下降。第二种选择带来的将是资金密集型产业的较快发展。第三种选择带来的则是沿海地区产业向内地的梯度转移。
从近期情况看，第一种选择因具有简单易行的特点会成为主流。而从长远看，第一种选择也应当成为主流。原因在于：一是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不利于发挥我国所具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而且从国外经验看，在“以工哺农”时期，各国政府都是优先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纳从农村分离出来的人口；二是沿海产业向内地的转移如果不辅助于管理与技术的升级则只能暂缓困境，而且很快还将遭遇能源和原材料的制约，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初步下一个结论：民工荒的出现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我国超低劳动力成本时代的终结。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变化，我们就必须从多方面采取积极措施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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