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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曹林
又一个民工义举感动中国的消息，感动得中国社会有点儿“失魂落魄”。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面对疾驰而来的火车，在温州打工的河南籍青年李学生为搭救两名儿童，迎着火车冲了上去，救下一个转身再救第二个时，疾驶的火车从他身上驶过——目前，在李学生打工的温州，许多百姓自发赶到英雄的灵前吊唁并捐款；在他的家乡河南，乡亲们含
着泪传颂着他的事迹；在遍布全国的网络上，网友们被英雄的事迹深深地打动。
想起几年前在外商淫威下拒绝下跪的孙天帅，湖南娄底矿难中在安全帽上留下还债遗言的遇难矿工聂清文，去年千里背着老乡尸体还乡的李绍为，再看看眼前舍己救人的李学生，他们都是农民工，他们的举动都深深地感动了中国——民工义举为何总让社会如此地感动？
可能我们会想到这些高尚品质在当下的稀缺，想到人性的共鸣，想到道德的魅力，想到生命的震撼——我想，这些都是表层的情感泡沫，外在的感动在潜意识中蕴藏着这样一种情怀：对这些物质贫困而道德富有者的道德歉疚——因为道德上的歉疚而感动。
这种道德歉疚也可以称作“良心不安”，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会感到“良心不安”？在“自己对某个人不好，而那个人却以善意回应”的时候——社会在民工义举前的道德歉疚也是这样：社会对民工兄弟并不好，而民工兄弟却以生命为代价给社会以真善美的回应，这怎能不让社会感到良心不安，不让社会感动得泪流满面？
看看民工的生存状态就知道社会对他们怎么不好：他们吃的、穿的、住的哪一样不是社会中最差的；他们拿到的工钱、收到的福利、受到的保障哪一样不是社会中最少的；还有他们生活的艰辛、受到的歧视、背着的形象黑锅——投之以最差的生存状态，报之以金子般的高尚行为，可能感动和流泪是平息不安和歉疚最好的方式。我们似乎在为别人的高尚行为而感动，其实不过是在抚慰自己内心的歉疚，减缓这种歉疚对良心的煎熬。
正如有网友在李学生英雄事迹后的留言所述：我们的心被李学生高尚的举动掏空了。
社会的道德歉疚还存在于这样的认识中：虽然道德境界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人人可以成圣贤，人人可以成尧舜，可“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践履道德的实践理性中，“仓禀实”和“衣食足”的人应该比弱者有更高的道德担当，富人比穷人应该有更多的责任承载——强者不仅要比弱者担当更多的道德，甚至要在某种程度上容忍穷人和弱者的无奈之恶，体贴他们一些低于社会平均道德水平的行为。
可我们的社会流行着怎样的一种价值观呢？其一，对弱者比对强者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比如说对权贵运用的是“经济人假设”——承认只能满足其利益来换取其放弃特权，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对弱者却动用“豪迈人假设”——设想他们可以为转轨作出重大牺牲而无怨，所谓“看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其二，拿不道德的市场来勒索弱者，比如某地产巨头说：我坚持一个观点，不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买房子，在供应量很少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满足最富的人，定位是一个商人，我就不应该考虑穷人。其三，不容忍穷人的无奈之恶，为了城市形象无情地驱逐城市拾荒者，为了市容无情地把穷人烤红薯的摊子踢翻，为了扫黄利润对卖淫者不加区分地进行重罚，为了商业开发对贫民窟铲之而后快等等。
在这种势利而无情的价值观背景之下，一个作为穷人和弱者的农民工作出如此有震撼力的举动，担当了如此厚重的道德责任，怎能不让“仓禀实”和“衣食足”者产生强烈的道德歉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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