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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汉歌/文
针对“从民工潮”到“民工荒”这一2004年中国经济的新现象，舆论曾颇为唏嘘了一番。
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民工荒”表象背后的“知识断裂”》的评论性文章就认为，
民工“回流”不是自动离弃造成的荒缺，而是被淘汰后的黯然退出。之所以出现“民工荒”，只是在原有的民工退出之后，高素质的、能满足现实需求的民工尚未及时补上。现在看来，做出这一判断为时尚早。原因在于，由“知识断裂”所造成的劳动力的淘汰与荒缺只有在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变、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市场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现，而目前来说这种转变则并不十分明显，所以，用这种观点去解释“民工荒”现象至少在现阶段看来未免显得比较牵强。
实际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中就已指出：“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企业缺工尤其严重。”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在对2005年经济社会形势的预测中所提到的“劳动关系的紧张会造成普通劳动力的虚假短缺”，则无疑是对“民工荒”现象做出的最好注脚。“虚假短缺”不是劳动力供不应求，也不是“被淘汰后的黯然退出”，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主动的离弃。而其原因，也并不是“知识断裂”，而在于“劳动关系的紧张”。
“民工荒”是“劳动关系的紧张造成的普通劳动力的虚假短缺”，这将使我们对以往的劳资关系权力格局产生新的认识。当前我国的劳动关系正处于转化和重构之中，在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资本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劳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使得劳动者一直处于劣势地位。而农民工作为普通的劳动者和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处境当然也就更加不利，基本权益常常难以得到保障。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倒也罢了，而工资待遇低甚至拖欠工资则无疑触动了他们外出打工的底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工荒”是农民工在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权力格局中为自己争取更多主动权的最后反抗。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以及农民工从珠三角流向长三角，是市场经济对于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也是农民工理性跃迁的直接体现。按照一位社会学家的说法，在一定的条件下，农民外出就业的理性选择会从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过渡，与此相应的行动原则也将从生存原则向最优原则和满意原则转变。劳动关系的紧张使得农民外出就业的“拉力”日益减小，种地收益的好转又使外出就业的“推力”逐渐减弱，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农民理性的跃迁。这种跃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自主性的增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现代社会农民理性选择的进步和多样性的增加。
但是，“民工荒”或者说“劳动力的虚假短缺”对于还处在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来说，则显然并非好事。尽管说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促进产业升级，转换经济增长模式，但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这种升级或转换的时机也许并不成熟，或者说在短期内难以完成。事实已经证明，面对“民工荒”，真正心慌的正是企业自身，他们不得不以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待遇的方法来应对“招工难”所带来的尴尬。可以说，“民工荒”是以往劳动关系的紧张造成的一个“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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