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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振华
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发展的过程，而经济发展无疑是社会发展最为主要的内容。可是，在固有的思维定势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往往被简单化等同于GDP的增长，或者说，把GDP的增长理解为社会、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内容。
这是一种颇具普遍性的误解，原因在于对“发展”的本质的误读。最近几十年以来，对“发展”的理解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何谓“发展”？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一词是指一国经济具有保持GDP以每年5%以上的速度的增长的能力，衡量这种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标是GDP增长率以及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等。到了上世纪70年代，由于一些国家尽管实现了GDP总值的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并没有惠及到社会的所有群体，伴随总量的增长,贫困人口的增加也是一个事实，于是发展经济学家认识到单单强调GDP总值这一指标是不合理的，消除绝对贫困、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是与GDP增长同等重要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的内涵进一步扩大，联合国提出，人类的发展不仅包括足够的教育机会,健康、较高的生活水平，也包括参与社会生活等诸方面。
当今世界的一些经济学派甚至根本不认同“GDP”的意义，他们说“GDP是个什么东西”。GDP的增长固然至少可以体现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是，比抽象化的GDP增长率更重要的问题是，促使GDP增长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卓越的发展经济学家熊彼特有一个重要的洞见，发展的根本性动力是在经济结构之外。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如同任何一门科学对待它的研究客体一样，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必须追溯到“经济”之外。当经济学家分析触发某种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时，如果起“原因”作用的现象是非经济现象，那么经济学家的解释就宣告结束。比如中国的消费者抱怨通信费用过高，其原因是在于通信行业的竞争程度不够，数量过少的营运商之间事实上是一种寡头垄断，如发改委日前宣布放开通信领域，民营资本可以进入通信行业，在长期内，这必定会对过高的寡头垄断定价形成冲击，至此经济学的解释任务就算是顺利完成了。
熊彼特认为，我们常常先验地认为一个社会一定会表现出一种一致的、直线式的发展，这是肤浅的看法。发展并不是必然发生的，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在长达几千年的时期内是处于“无发展”的状态。社会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或“军事”，只是对社会过程的某一角度的抽象，事实上这只是社会表现的某一方面，且紧紧地与社会表现的其他方面联系在一起。“发展”只能是经济生活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于它的。比如人口和财富的增长所表明的经济的“增长”，不成其为“发展”，因为这没有产生质的新的现象，熊彼特认为这只是“数据的变化”。
“质的新现象”何以产生？比如通信领域的高定价在价格弹性小于1的情况下，能够使得社会对通信消费的总支出增加，这体现在GDP的统计上是一种“增长”，但这并不是发展本身，只是“数据的变化”。发展必须是“突变”的，而不是“渐变”的。这种“突变”只能来自于“创新”，某种“创新”被企业家在实践中创造出来，进而在自由市场上为消费者所接受。我们知道，无强制的“自愿交易”一定是一种“双赢”，则一块新的市场领域被开创出来了，一方面体现在GDP的统计数据上会有一个增长，同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由此，“发展”的要义在于“创新”，而“创新”产生的原因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进而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产生积极影响，由此带来“发展”。单单只是盯住“GDP”的数据变化，而无视“数据变化”背后的其他约束条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发展”的。比如日前国务院出台了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意见，就是一种积极的制度性建设，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建立更充分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长期内必定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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