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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拉
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日前在山东召开的全国春季麦田管理现场会议上透露，全国已有26个省区市宣布提前免征农业税，约有7.3亿农民今年将减轻农业税负担200多亿元。暂未免征农业税的河北、山东、云南、广西、甘肃等5省区，今年将继续降低农业税税率，其中相当一部分市县已宣布免征农业税。中央提出的5年免征农业税的战略目标有望提前实现。
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开幕的第一天，政协委员杨志福就对媒体坦言农民之苦：中国农民的负担太重，国家农业税收一年几百亿，这些钱从别的地方挤得出来，为什么要在农民身上收？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彻底取消农业税，起码种粮食的农民就不要交农业税了。杨志福委员的建议，在去年“两会”会场内外引起强烈共鸣。仅仅一年之后，免征农业税的工作就取得突出进展，局面令人欣慰。
国家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在中国的工业化初期，在计划经济年代，可以说是农业向工业提供支持、农村为城市作贡献的一种必需，但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到今天，市场经济已经取代计划经济，继续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就不再是一种必需，而只能是一种“惯性歧视”，一个得不偿失的败笔。几年前有一组数字，几乎让人不忍复睹：美国2000年对每公顷耕地直接补贴100—150美元，欧盟为300—350美元，而当年中国的农业税摊到土地上，每公顷约为100—150美元，一正一负之间，中国农民每耕种一公顷土地，平均比外国同行少收入200—500美元。有专家算过一笔账：国家如果免征农业税，财政每年顶多少收入400亿元，如果取消对粮食(及棉花)流通环节的补贴，则可以省下数百亿乃至上千亿。国家财政这几年增长较快，去年达到了2.6万亿元，免征400亿元农业税根本就不算什么。假如有人仍然斤斤计较于那400亿农业税的“损失”，甚至为了征收400亿不惜耗费千儿八百亿的征税成本，那不能说他们太过不智，而只能说他们做人太不厚道，对农民缺乏最起码的阶级感情了。
“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胡锦涛语)中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处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如果顺应这一趋势，自觉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就可以形成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反之，则可能承受不住经济社会结构快速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复杂变幻带来的巨大压力，造成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扩大，甚至出现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和社会动荡。所以，免征农业税不只是给9亿农民免除几百亿元税负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一个尊重9亿农民的权利和自由、与农民一起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的问题，是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农村与社会稳定、农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免征农业税为农民减轻了负担，为农业减轻了压力，但“三农”仍然继续存在。“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减少农民的数量，即把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保障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各项权利，帮助他们像城市居民那样工作、居住、消费。据测算，如果能够使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同时使乡镇企业的职工稳定在非农产业，那么，留在农村的粮食种植业农民的收入可以提高40％以上，在未来20年里，粮食种植业农民的收入还可提高30％以上。这样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已经与城市居民相差不远了。
26个省区市宣布提前免征农业税，一度看似高度敏感的“农业税雷区”，就这样被我们跨过去了。此举兼具实质意义与象征意义，它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发展滞后的问题，是可以而且必须尽快予以解决的；努力克服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消除妨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建立新型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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