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毫不动摇才能健康发展

　　姬业成／文

　　---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

　　中共十六大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它 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清除“左倾”残留，冲破单一公有制禁锢，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共荣、加速发展经济、全面实现小康的决心。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且都要做到“毫不动摇”，这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及发展的紧迫性的最本质的肯定，也是认识上和理论上的一次飞跃。

　　但是，要用中央“毫不动摇”的要求来衡量，就不难发现，还存在许多差距，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人，有些时候、在有些问题上还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动摇，有些动摇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这里我可以随便举出一些动摇的例子：

　　例子一：2003年1月22日，刚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山西运城民营企业家李海仓在办公室被人杀害。在情况完全没有弄清的情况下，5个小时内，网上竟出现7000多则议论此事的贴子，其中绝大多数是说李海仓坏话的，有人说他是占国家贷款太多畏罪自杀。有人说他为富不仁，死了活该，有一家报纸还将一些非议登诸报端。后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华工商时报深入调查，证明李海仓合法经营、光明磊落，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受当地人民爱戴。法院也做出司法鉴定，系被歹徒杀害。类似诬陷李海仓同志这样的向民营企业家头上泼脏水的事经常发生，到处都有。有些人总是有一种阴暗的心态，盼着民营企业家出事，一出事他们就高兴。产生这种心态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很值得研究。

　　例子二：某省发了一个文件，声称可以不再追究民营企业家创业初期的违规行为(即所谓原罪)。貌似宽宏大量，实际上是想给民营企业家戴“紧箍咒”，暗示民营企业家：你不要太欢了，小心查你的老底子。弄得许多民营企业家赶紧出来检讨自己初期的违规行为。实际上，许多民营企业家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环境是很不宽松的。随时都有被扣上“投机倒把”、“冲击国家计划”、“长途贩运”之类帽子的可能。对于这些不知扼杀了多少民营企业的左倾蛮干行为从来没人说过应该追究谁的责任，也从来没人说过应该好好总结教训，更没人说过谁应该向被错整过的民营企业者道歉，如今反倒念起宽恕民营企业家“原罪”的经来，真不知到底是为了什么？要说原罪，我认为左倾蛮干的原罪要比民营企业家当初为冲破阻力而产生的违规行为严重得多。

　　例子三：香港教授郎咸平对国营企业改革提出了一些质疑，一些人马上就跟着起哄，说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是趁火打劫，发了横财，侵吞国有资产，对民营企业发出许多责难，好像民营企业压根就不该介入国企改革。

　　例子四：宏观调控开始，有些地方不能正确理解中央精神，舍不得触动地方政府投资兴建的违规项目，就拿民营企业做替罪羊，把调控的板子打在民营企业的屁股上，杀鸡给猴看。直到中央发现这一问题，三令五申说明宏观调控不是针对民营企业，问题才得以解决，但许多负面影响已经造成，伤了一些民营企业的元气。有些正在进行的项目被中止，民进中央的一份调查表明：57.1%的民营企业认为宏观调控加大了贷款难度，43.6%的民营企业感到运输难度加大，39.6%的民营企业感到征地更难、25.9%的民营企业感到投资受限、19.1%的民营企业感到办理审批手续更难。

　　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是从全国

　　经济发展大局出发的，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组成部分，当然也在调控之中，如果在某些领域出现过热，同样需要降温。民营经济并不具有天然的约束力、自控力，易于受到高额利润诱惑出现投资偏颇。问题是在实施调控政策时必须一视同仁，不能搞所有制歧视。

　　例子五：一些地方在打击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环境污染等净化市场环境行动中，只查民营，不查国营；只罚民营，不罚国营。甚至借机打击民营企业，想把民营企业产品挤出市场，如湖北某地为了想把民营企业“豫花面粉”挤出当地市场，竟伪造数据、栽赃“豫花面粉”，后经查实，系当地几个部门联手伪造。

　　例子六：一些地方常找民营企业捐款、资助，一些官员公开或变相向民营企业索贿，稍有不从，就认为这些企业不服管、不爱民，太吝啬。还有一些地方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随便给民营企业者罗织罪名，实行“双规”、“监禁”，长期不能结案，以至将企业拖垮。湖北某市一位市长要一位民营企业家为市财政补亏，这位企业家不从，几天后就被抓进监狱。广东某市一位高官竟对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家霍英东刁难7年之久。

　　这虽是些局部现象，但也足以说明，并非所有地方都已做到毫不动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动摇容易发生在如下情况。

　　一是容易发生在出现政治风波时。一遇政治风波，有人容易将经济与意识形态扯在一起，不敢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1989年政治风波后，全国非公有制经济曾出现大滑坡。

　　二是容易发生在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时，易拿民营企业作替罪羊，先砍先压。

　　三是容易发生在民营企业中出现违规犯罪分子时，容易不分青红皂白，扩大打击面。

　　四是贫富差距拉大时，有人容易将一部分人的贫困归咎于另一部分率先富裕的人，想搞平均主义。

　　五是整顿市场秩序时，有人容易将全部污水泼向非公有制经济。

　　六是民营企业敢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不听从某些领导瞎指挥、乱摊派，甚至是不给一些部门和官员送礼时。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动摇还常常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并不发达、特别需要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地方，如中西部地区。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反倒较少有动摇现象。

　　一些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生动摇并不奇怪，因为“左比右好”、公比私好”、“穷比富好”的思想在一些人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一些人虽然表面不反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骨子里总认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权宜之计，长不了，总有一天还得合大堆。仇富、恨富、打富济贫的情结还深深地埋藏在一些人的心底。平均主义是个很坏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主张通过各尽所能发展经济，实现你有我有、大家都有，而是总盯着别人的钱袋，想把别人劳动所得的钱拿来分了。平均主义有极大的破坏性，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敌，必须破除。

　　平均主义统治了中国几十年，影响了几代人，一下子难以肃清，许多人接受非公有制经济是被动的、消极的、无奈的，并非自觉自愿，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深藏着恐富恐资的基因。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用“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高超艺术避开争论，许多问题至今仍未从理论上廓清，也没有必要廓清，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仍然应该按小平同志说的去做。并将全党的认识统一于中共十六大决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动摇和不动摇是大不一样的，浙江和甘肃20世纪70年代经济总量基本相

　　同。浙江和辽宁人口数量相同，辽宁工业基础强，资源丰富。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浙江比较坚定，较少动摇，而甘肃、辽宁则动作迟缓、动摇较多，现在差距拉得很大，资源并不丰富的浙江经济总量已是甘肃的数倍，辽宁有747万人失业，而浙江则基本没有失业者，还吸纳了外省农民工600万。甘肃人说，我们醒得太迟了。在浙江民营经济已经占到全省经济60%的时候，甘肃民营经济才占18%，咋能不穷。辽宁人说，人家浙江人是什么苦都能吃，什么钱都能挣，我们却还抱着“一国营二集体，饿死也不干个体”的老观念，受穷活该。这两个省现在都在急起直追，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在发展民营经济问题上，由于动摇或不动摇而造成差别的例子各地都有。民营企业家也有动摇的，因为怕政策变，见好就收，裹足不前。

　　实践证明，谁动摇谁落后，常动摇常落后，不动摇大发展。

　　克服动摇要从各级领导做起。谁动摇都会对民营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但领导机关、领导人，尤其是决策人的动摇影响更大，甚至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直接同非公有制经济打交道的部门不能动摇，动摇了对民营企业影响也很大，如工商、税务、质检、公安、环保、劳动等部门，应该多为民营企业开放绿灯。实际上，民营企业并不需要特殊的优惠政策，只需要一个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和执法环境，享受到国民待遇，不受歧视就行了。

　　为了给非公有制经济创造更为宽松的生存发展环境，避免出现大的动摇，必须深入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加速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变政府指导型经济为真正的市场经济，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最重要的是提高共产党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能否保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是对各级党委的一个严峻考验。保证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前提条件，因为没有充分就业，没有共同富裕就不可能有什么和谐。一个良性社会应该是让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有就业机会、创业机会，能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得收入，摆脱贫困，进而达到富裕，并使自己的合法财产受到充分保护，可以放心大胆地创造财富、享受财富。无劳动能力的人可以通过社会救助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应该说，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还处在奔向这个目标漫长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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