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谈构建和谐社会

    本报记者 王 梓 陈宜飙 主持

　　26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已经步入现代化的“关节点”，经济取得了飞跃性进展，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这一系列问题也同时出现。矛盾的解决，需要“和谐”的引领。

　　2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学习的主题为和谐社会。他强调，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着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

　　从“科学发展观”到“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无不显示了共产党正视现实、解决矛盾的决心，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将成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的主要议题。

　　2月23日，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刘福垣、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教授、主任毛寿龙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36期，就和谐与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

　　理解“和谐社会”

　　《21世纪》：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等“五个统筹”到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的具体内涵，诸位如何理解？“和谐社会”提出的背景又如何？

　　陆学艺：胡锦涛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构建和谐社会已经并列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并且成为三者的目标所向。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强调经济建设、强调GDP，去年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即“五种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并据此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就是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来构建和谐社会。

　　丁宁宁：随着市场体制的深化，1980年代“在蛋糕做大的同时，所有社会成员都或多或少能够分享到”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不仅威胁社会的稳定，而且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就成为政策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按照世界银行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估计，近两年来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根据发展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阶段，即经济结构迅速变革，引起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阶段。

　　今后一段时期内，每年都会有很多新兴的工厂和城市出现，同时也会有不少的企业和农户破产。迫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产业结构不断地进行调整，产业工人不时地被抛入失业大军的行列。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总量过剩。技术进步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在迫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去面对新的挑战，适应新的角色，加剧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

　　刘福垣：提出和谐社会确有其历史背景。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间，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基本上是协调的，大多数人是社会政治变革、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而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5年以来，在综合国力突飞猛进的同时，社会分化急剧加速，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即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矛盾、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和诸种社会矛盾交叉激化，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

　　在目前这种失衡发展的情况下，许多地方决策者都确定了率先现代化的发展战略，集中精力经营他们的城市，把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增长是硬道理，背离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他们只追求GDP的增长，不重视GDP是如何分配的，对社会分化分裂的后果掉以轻心。为了避免我国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党中央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不动声色地调整了发展观和发展战略。

　　和谐的关键是确保低收入人群没有后顾之忧。这就需要加大整个社会保障的力度。

　　王绍光：中国到底要追求什么样的理想社会？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自古一直都在追求建立“大同社会”。

　　到了邓小平时代，开始发生了变化，开始变得更务实。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小康”的社会。邓小平当然也没有把“小康”当作最终目标，那时的小康指标很单纯，就是看人均收入，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就算达标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我们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很快。

　　到1990年代末，经过20年的发展，经济总量翻了几番，人均收入增加了几倍，人们普遍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各种矛盾也暴露出来，有些还变得十分尖锐。这时人们开始认识到仅仅讲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在20世纪末，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加入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方面的内容。

　　新一代领导人现在又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我认为这才是抓住了人生的本质——即幸福感(Happiness)，也就是说，人一生追求的不是有多少东西，而是一种幸福！基辛格博士曾认为人生有两种不幸：一是追求不到自己想追求的，另一种是追求到了，却发现并非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从上述回顾来看，中国在经历长期的发展后，终于认识到不能光追求经济增长，而且要追求幸福。以前我们认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以为单一地追求经济发展就可以解决问题，这实际上掩盖了许多社会矛盾。

　　毛寿龙：和谐社会是一个新的提法。社会学可以从两种角度去看待一个社会，一种是冲突的角度，还有一种是合作的角度。政府提出来的和谐社会可能跟学者提出来的有点差别，这里我主要从政府的角度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讨论和谐社会。

　　1980年代强调发展是硬道理，1990年代强调社会经济同步发展，发展计划提的都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不过在当时，真正落实在政策上，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GDP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对和谐社会的界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跟社会有关系；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跟政治有关系；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学术上更接近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待社会，从社会意义来看待政治发展。

　　不过，和谐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政策理念，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从政策上来看，和谐社会关键还是落实在要关注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关注阶级斗争，在改革开放后，关注经济发展。现在改革开放到一定阶段，重新关注阶层问题。因为现在社会日益分化，社会从相对无差别的社会进入了一个阶层社会，在这一进程中还出现了“仇富心态”、“仇官心态”。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政策上认真面对，并采取相应的方案加以解决，至少是缓和其中的尖锐矛盾。

　　王绍光：胡主席已经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六个方面。依我的观点，标准其实只有两个：一、就是矛盾要越少越好；二、矛盾出现后，应该有一套机制使矛盾合理、顺畅、和平地解决。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从第一个标准来看，“五个统筹”非常重要。

　　不和谐“症状”

　　《21世纪》：目前我国社会存在哪些不和谐的问题？其原因是什么呢？

　　陆学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都是新概念，发展观以前也有，实际却是只增长不发展。建国几十年以后，经济发展已经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但不够和谐。比如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30%，而全世界的城市化率是50%。

　　刘福垣：关于城市化率，统计局农调队的数据是27.5%，应该更准确一些。

　　首先是社会保障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对社会保障问题重视不够。我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前面八个字，是有实际内容的，“社会主义”就表现在“全社会”的概念上。在全社会总的剩余价值中，大头要归社会占有，用其来搞社会保障。现在有一部分要纳入财政预算的社会保障没有解决。

　　第二，土地批租是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土地国有化和市场经济的对接是租佃制，一方面批租的土地使用权转到开放商，房价高涨，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甚至租也租不起。

　　王绍光：胡主席已经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六个方面。依我的观点，标准其实只有两个：一、就是矛盾要越少越好；二、矛盾出现后，应该有一套机制使矛盾合理、顺畅、和平地解决。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从第一个标准来看，“五个统筹”非常重要。

　　不和谐“症状”

　　《21世纪》：目前我国社会存在哪些不和谐的问题？其原因是什么呢？

　　陆学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都是新概念，发展观以前也有，实际却是只增长不发展。建国几十年以后，经济发展已经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但不够和谐。比如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30%，而全世界的城市化率是50%。

　　刘福垣：关于城市化率，统计局农调队的数据是27.5%，应该更准确一些。

　　首先是社会保障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对社会保障问题重视不够。我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前面八个字，是有实际内容的，“社会主义”就表现在“全社会”的概念上。在全社会总的剩余价值中，大头要归社会占有，用其来搞社会保障。现在有一部分要纳入财政预算的社会保障没有解决。

　　第二，土地批租是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土地国有化和市场经济的对接是租佃制，一方面批租的土地使用权转到开发商，房价高涨，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老百姓买不起房子，甚至租也租不起。

　　可以说，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经济、社会、自然诸种矛盾交叉激化，产品、产业、区域、城乡四个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愈演愈烈。人们的收入差距超常规扩大，基尼系数大于0.4；社会保障不到位，义务教育“不义务”，低收入阶层住宅严重短缺；广大人民群众不敢消费和无钱消费，从而造成银行存款超常规增加，消费品超常规积压，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社会犯罪率不断提高；内需严重不足，片面依赖外销，租、税、费和利润几乎全部送给外国和香港的经销商，靠压低或克扣农民工工资获得企业利润和贸易顺差；地方政府企业化倾向，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矛盾日益尖锐，区域同构日益严重，只讲对外开放，不讲对内开放；城乡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9倍，扩大到目前的4倍以上，小生产方式凝固化，农业收入已经不能维持农户经济的简单再生产，新增就业岗位不如新生农业人口多。再不转变发展观我国将要重蹈拉美覆辙，陷入“现代化陷阱”不能自拔。人们终于认识到把增长当发展的严重后果，认识到增长方式转变和生产方式转变不是一回事。

　　丁宁宁：根据发展中心社会部的研究，“十一五”期间特别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有三个：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防止矛盾的激化，必须把促进就业、提高就业质量作为政府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则应着重“打击官商勾结的非法高收入，保证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

　　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则需要进一步转变思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社会保障改革问题上，过多地强调减轻财政负担，导致新体制的覆盖面过低。在就业问题难以彻底解决，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制度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目前以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障思路，却将最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排除在外。结果一遇风浪，政府还是要承担“两个确保”的责任。因此，“十一五”期间需要转变思路，在“两个确保”的基础上，建立以政府财政为依托、城乡一体化、“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救助制度，以保持经济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稳定。

　　陆学艺：我觉得，我国当前最大的不协调是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经济结构跟社会结构不合理，经济结构跟阶层结构不合理。2003年农业生产只占14.6%，占72.5%的人分14.6%的GDP，所以农民穷。区域结构方面，东西部的差别不在城市，而在西部的农村跟东部农村的差别。十六大提出来“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贫富差别”之后，到目前这种差别有增无减。

　　经济结构的核心部分是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的核心结构是阶层结构，而现在我国经济结构、阶层结构都存在不合理现象。1995年以后，从国有企业改革开始，这10年不光是存量的分配不合理，而且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富得更快了，另一部分人收入减少得却更快了。强势阶层拿得太多，而有些弱势阶层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

　　现在出了三种人，问题严重。第一是减员增效、分流下岗后的失业工人。第二是失地的农民，失地农民目前有四千多万。第三是失房子的居民，包括北京市这种大城市，拆迁之后的居民，也存在失房问题。

　　王绍光：中国社会存在着“攀比心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而且这种心理正有愈演愈烈之势。从某种程度上看，它对刺激经济发展的确有积极一面，但另一方面，它对社会发展却是不利的，会造成家庭、社会等许多方面的不和谐。攀比心态导致的一种状态就是社会公民的高度紧张，有一项调查指出，中国人的不安全感正不断上升。

　　构建和谐社会

　　《21世纪》：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构建“和谐社会”？

　　陆学艺：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应该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胡锦涛强调今后要进行加强调查研究，有很强的针对性。过去我国经济调查力度很强，社会调查就弱很多。今后要全面分析和把握社会建设的管理跟发展趋势，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基层结构。

　　刘福垣：要想建立和谐社会，不能离开中国特色，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我国目前面临着社会保障、就业问题、教育投入三大发展难题，都要靠发展观的转变来解决。不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不是经济实力问题，而是分配关系问题、发展战略问题。

　　我们要树立以“中”为重的发展观，它主要包括如下五方面内容：

　　第一，加速中等城市扩容。我国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元社会结构的转化，要靠城市化来完成。这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第一大任务，所谓战略性调整就是通过人口城市化实现人口结构的调整。我们应该在市场机制推动和政府引导下，形成大、中、小结构合理、配套完整的城市体系。目前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城市结构扭曲，在660多个城市中绝大多数是小城市，还有数以万计的规模极不经济的小城镇。缺少百万级的大城市。因而当前急需把相当数量的中小城市发展为大中城市。我们不应该片面强调发展小城镇，不能把小城镇看作中国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的主要途径。

　　第二，启动中部崛起战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第二大任务是区域结构调整。中部地区是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板块矛盾转化的关节点，是启动内需、解决就业问题、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决战地区。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要靠中部大发展来解决。

　　第三，重视中间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第三大任务，中间产业是产业结构矛盾转化的关节点。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和最大难题就是这些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中间产业是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其中第三产业、建筑业的就业潜力和弹性最大。

　　首先，我们还必须大力发展传统服务业。服务业的发展是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社会化同步的。目前我国服务业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差距太大，许多城市的功能不健全，主要是服务业功能不健全，发展服务业本是当务之急。

　　其次，我们必须把教育当作基础产业来发展。对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不应再把教育放到社会文化事业领域，而应该放到经济领域。教育是一个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先导产业。教育是加工人的产业，教育产品是不同层次的合格的劳动力。

　　最后，建筑业的发展必须适应人口城市化的需要。建筑业是我国目前和未来长盛不衰的支柱产业。其中作为进城农民定居工程的居民住宅业，应该是重中之重。建筑业的大发展将带动50多个行业的发展，为就业提供的岗位是相当可观的。

　　第四，扩大中等人才队伍。在我国，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新经济的呼声比美国还要高，片面强调中国特色的风头一变，又片面强调全球一体化，忽视中国特色，几乎忘记了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上，更是单打一地强调培养高学历、高科技人才，争夺高学历、高科技人才。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高、中、低各级人才都是相对的，缺一不可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合理的组合结构。

　　我国目前急需有专业资格认定的中等技术人才。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的大学生比例还十分低，但同我国的发展需要比大学生却相对多了。许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完全是择业观念不务实。

　　第五，提高中等收入阶层比重。这个阶层不是有中等规模的金融资产，就是有中等水平的人力资本，他们有消费结构升级的欲望和能力，有投资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冲动和可能。这个收入层次人口数量的多寡决定一个社会的稳定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

　　王绍光：我认为，应该对和谐社会追求目标的实现手段先后排序。

　　首先，应该是建立社会救助体系。任何社会都应该有这种救助机制。中国古代有以民间救助为主的“义仓”、“义田”，西方也有济贫院。现在我们在寄希望于这种传统民间救助方式时，还应该加强社会救助。在现代社会里，济贫首先是政府的责任。

　　目前中国大约有6千万人处于无助状态，我们现在的着眼点应该是放在社会最无助的群体身上。以前曾有“造血”的说法，提倡“开发式扶贫”，但是事实证明，这些人大量是老弱病残，本身就“缺血”，只能救助，“造血”无济于事，目前中国城市和乡村都有这种人。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1979年之后，农村贫困人口绝对数一直下降，但这个数字却于2003年罕见地反弹，2004年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可见，用过去的经验来扶贫，已经很难使贫困人口进一步降低，这些人或者是由于自身体力和智力方面的障碍，或者是由于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不可能靠“造血”。城市里也有部分人亦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返贫率是非常高的，具体数字很难统计，但至少有20%至30%的人刚脱贫又返贫，这些人是非常脆弱的。这时就需要有社会体制为其提供救助。

　　其次，我们应该提高所有人的基本能力，主要包括基本保健和基础教育两大内容。先说基本保健，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基础还是比较好的。但这种基础却是在1978年以前打下的。我在《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和转机》一文中提出过一个需要注意的情况，即1965年-1978年，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很快，但在1978年至今却发展非常缓慢——不仅比发展中国家国家慢，而且比发达国家还慢。要知道发达国家由于基数大，发展缓慢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现象发生在中国身上，则说明出了问题。目前中国只有1亿人左右享有十分基本的医疗保障，绝大多数人没有医疗保障。在全部医疗费用中，民众掏腰包的比重达三分之二，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2003年进行的普查发现，有超过40%的人得了病不去就医，这是很高的比重，20年前不会这么高。相比之下，我们的健康支出已经比20年前大大提高，从占GDP的3%升至约6%的水平。

　　再说基础教育，实际上长期以来中国的义务教育还是有收费的。虽然最近两年政府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强调增长的教育经费将会向农村倾斜，但是还需要观察。目前的教育问题在于大量的资源集中于重点学校和高校，这种做法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

　　如果人在基本能力方面没有获得平等的话，也难以获得机会平等，因为基本能力的差异将会带来未来机会的不平等。

　　第三，应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医疗、失业、工伤、养老等。我们的社保面还很小。例如工伤体系补偿机制非常弱，频发的煤矿事故就是跟这种机制失效有关。其实在煤矿工伤中，除死亡外其他事故也应列入考虑范围，像“矽肺”也是一种对矿工的普遍伤害，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事实上，以前工伤方面条例很多已经不符合现代保障的原则，如还将明确工伤的责任作为补偿的前提，而其它很多国家不管谁的过错，一律补偿。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的工伤条例虽然有所进步，但还是有这方面的缺陷。

　　再拿养老来说，中国现在多是独身子女家庭，靠家庭解决养老问题很困难，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中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为养老做准备，现行的养老机制将不适应未来的发展，这方面政府应该早作准备。否则20年后，这将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个步骤，应该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我倾向于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但中国的现状是资源有限，如果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放在第一位，因为我认为可能会“欲速则不达”，在资源分配方向会忽略了上述其他三个方面的问题，而且可能会把资源用在错误的地方。而从历史上看，中国地区差异等不公平现象是自古就存在的，我并不是想为其辩护，事实上，胡鞍钢，康晓光和我是中国最早一批强调解决地区差距问题的人，我们早在1993年就开始提出这方面的观点。但是我认为应该有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一问题，在当前有限资源的前提下，应该把资源投入最紧迫的地方，这样可以使中国的社会矛盾会更少一些，因为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都与上述前三个问题有关。

　　《21世纪》：从制度建构的角度看，如何实现社会和谐呢？

　　毛寿龙：我觉得，要有一个有效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要解决一些重大的和突出的问题。在推出政策之前对问题要有一个基本的理解。要比较系统地思考和谐社会的问题。一是要从技术上思考，第二对当前问题的思考和政府运作的思考，并从制度上去思考这个问题。

　　城市和农村的冲突，总是以城市剥夺乡村的方式出现，人和自然的冲突总是以人剥夺自然的形式出现，阶层的冲突总是以强势的群体剥夺弱势的群体出现，经济和环境保护总是以经济对环境资源的滥用方式出现。

　　我国制定政策的人基本上都在城市，以城市的需求来解决农村问题，城市宏观需求不足，所以要提高农民收入。很多政策往往是从强势的需求来制定，而不是从弱势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以行政的、强势的方法去解决冲突的问题，往往会导致越想解决问题，问题越严重。最后提出的很多方法倒是有利于城市，而不利于农村的，有利于人，不利于自然，有利于发达地区，不利于不发达地区。

　　政策上，我们不应该用歧视性的方法去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是应该把政策目标确定在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比如失地农民就有一个基本权利保护的问题。基本的个人权利得到保障，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财产权、劳动权、居住权等基本权利得到有力的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制度基础。问题的界定可以是群体性的，但是政策的面向都要面向个体，是普遍面向任何一个个人的，也就是说不仅保护穷人的利益和权利，也保护富人的利益和权利。以人为本是以“个人”为本，不是说以“群体”为本。法制面向的是每个人的冲突，群体冲突通过法律就很难解决，因为群体问题，很难通过具体的政策加以落实和解决，否则只会导致法不责众，让矛盾越来越激烈恶化。

　　社会管理机制也很重要。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通过社会组织，与社会自治的发展有关系。我国的村民委员会、城市的社区管理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政府一定要鼓励这种组织，以组织化的形式出现的冲突，比分散化的冲突要好。所以，要培育社会自治组织，培养行业协会。我们要从制度上去思考一些问题，为和谐社会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基础。

　　和谐社会还与自由经济有关系，只有经济是自由和竞争的，社会才有可能是和谐的。和谐社会的发展，应该跟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可竞争的经济是一致的。

　　另外，和谐社会一定是有良好政府。政府自身的建设，政府的行为是法治的。政府、企业和社会三者之间，政府要政绩，企业要利润，如果企业利用政府权力去镇压社会，坑害社会，政府利用企业来创造政绩，两相结合就牺牲社会。失地农民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其背后的利益格局就是政治与企业合作坑害农民利益和基本权利。

　　丁宁宁：长远来看，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保持各个阶层之间流动机制的畅通。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教育观念上的平等和“宰相出于青衣”的制度设计，使得封建王朝遇到危机时，不乏岳飞、曾国藩一类的可用之士。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户籍制度隔离了城乡居民，但招工、考大学、当兵提干，还是给农村青年开放了一条进城的路。但现在，农民虽然可以进城打工了，他们的子女在受教育问题上却备受歧视。特别是近年来，以改革的名义大幅度提高大学学费，断了城乡贫困家庭子女的大学梦。这不仅有损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而且堵塞了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肯定会给转型期的社会稳定带来危害。

　　王绍光：从制度建设来看，最重要的是构建一个参与和协调机制，应该让每个单位，各级政府都有这种机制。此外，社会的主要阶层还应该在一个制度框架下进行合作和协商。例如工会和商会的代表就可以在政府主持下进行协商，以减少劳资矛盾。

　　过去中国曾经有“农会”代表农民的声音，但1980年代初取消了。现在，民政部提出在农村要建立专业协会，但这还只是从技术及经济生产方面出发，我认为关键还是要成立统一农会。

　　全世界的例子都可以说明，哪个地方的工人和农民组织得起来，哪个地方闹事的可能性、规模就越来越小，采取的方式也越来越不激烈。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后，让他们有个舒缓的地方，参与到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来，政府处于调节的位置，而不是用从上至下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样有利用解决不和谐因素。

　　我认为当前的法制应该体现利益相关群体(Stakeholder)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shareholder)和纳税人?taxpayer?的利益，这就需要政府有这方面的意愿。

　　除了制度基础，我认为还要有心理基础和文化基础。我在香港上课，课堂上有来自香港、大陆、欧洲以及美国的学生，谈到再分配问题，如富人多交税以及向贫困地区倾斜等问题时，内地学生最不能理解的，认为税高会影响经济，十分为投资者担忧；香港学生次之，美国第三，而欧洲学生则认为再分配天经地义。

　　丁宁宁：从工业革命开始的1760年，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发表的1960年，西方国家不但经历过残酷的海外殖民和阶级斗争，而且还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目前中国的情况并不是政府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而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世界其他国家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作为一个人口增长先于工业化的国家，一方面国内的就业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国际上各种条件的约束。前几年，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稳定增长的新阶段。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在一年上千万的新增劳动力寻求就业的情况下，只有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才能缓解社会矛盾。

　　“构建和谐社会”与“发展是硬道理”

　　《21世纪》：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是否意味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一个转向？和谐与发展是否存在冲突？

　　丁宁宁：“和谐社会”并非是对过去“发展是硬道理”理念的修正，而是强调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思想不能走极端。毛主席说过，不发展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要发展就肯定要付出代价。没有老一代人在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改革开放就难以取得目前的成就。现在的问题也是一样，“和谐社会”是新时期“发展是硬道理”理念的深化。只有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才能正确处理前进中的矛盾，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陆学艺：我主张通过改革构建和谐社会，但是也要强调，不要忘了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过程中就是要解决贫困的问题，同时要改革户口制度、人事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等。如果这些体制性的问题不改，那么越发展，社会差别越大，现有的这些矛盾就越大。

　　改革已经把容易改的都改了，有一定难度的、牵扯到相当一部分人利益的改革还都留着，这是下一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刘福垣：我们当然要继续发展，但这个发展必须是全方位开放的发展，必须处理好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辨证关系。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开放的过程，不开放就不能发展。这是2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切身体会，全国各地几乎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对外开放的好处。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展开，直到今天加入了WTO，正在向经济全球一体化迈进。

　　目前我国从上到下异口同声强调对国外开放，调门越来越高，而几乎听不到强调对国内开放的呼声。其实内外是相对的，开放这件事，其小无内，其大无外。我们应该树立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观，处理好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辨证关系。

　　同时我们还必须坚持内大外小的开放结构。我们主张全方位开放，是强调开放的方位要全，不能只讲对外开放，不讲对内开放。但开放度的设计必须坚持内大外小的原则，而不能相反。我国目前以国家为经济体对外依赖度已经达到60%以上(2003年)，2004年有可能要突破70%。在目前的国际关系条件下，作为一个大国已经过大了。我们起码要像美国一样，保持在20%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毛寿龙：严峻的国际环境也要求我们把发展放在首位。历史上中国是一个没把全世界看在眼里的国家。但最近160年，却一直处于一种自卑的状态，一方面看不起很多地方，一方面又过度崇拜某些地方，自卑加上缺乏自信，有时候又有些自大狂，让自己很难正确认识自己，提出来的政策也很难符合实际，缺乏可行性。

　　王绍光：发展是手段，如果我们把手段当作目的，就会犯错误。首先，我认为建立和谐社会与发展是不矛盾的，如果把发展当成建设和谐社会的手段的话，没有问题。但过去强调发展的“硬道理”实际上是强调了它的优先性，而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假设发展与社会救助之间存在矛盾，那么国家应该把本来应用于救助贫困群体的资金拿来发展经济更有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该如何取舍？所以，在事实上，这种优先排序并不对，如果把发展作为硬道理之一，我就不反对。

　　(实习记者戴志勇、马娟参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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