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化工业之争

　　王擎／文

　　到底是不是存在重工业化阶段的疑问，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答案显然已不是经济学家力所能及的事。

　　“重化工业”是近年来被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最近，使这个词再度升温却是由于另外两个很响亮的名字：一个是吴敬琏、一个是厉以宁。

　　吴敬琏、厉以宁不仅是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观点对于决策层也往往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1月下旬，笔者参加了一个论坛。吴敬琏教授在这个论坛上做了题为：“增长模式————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的主题演讲。

　　“一些报纸的标题说我和厉以宁教授在争论中国能不能绕过重化工业阶段。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认

　　为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阶段。”吴教授说。

　　此番话的背景是，去年底，吴敬琏教授发表了一篇岁末长文，警告中国经济片面重型化有危险。二十余天后，厉以宁在一个论坛上直接回应该篇文章说，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

　　此后，有关于中国是否已进入重工业化阶段，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一定要经历重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学术争论甚嚣尘上。

　　在笔者看来，“吴厉之争”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场学术争论的延续，更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的重新思考和定位，因此，这场争论至关重要。

　　事实上，自十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出现明显的“重型化”特征。各省市纷纷有了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型的愿望和趋势。甚至像经营IT产业最成功的深圳，以及中小企业非常发达的浙江这样的省市也准备转向重型工业发展。

　　记得在2003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刘世锦就曾对“重化工”的作用进行过

　　积极描述。他认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房产、汽车、基建行业为主导，以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行业为支撑，已经进入一个“可持续性较强的重化工发展阶段”。

　　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重化工业快速膨胀直接烧热了中国经济，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热发展，引起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行业的高速跟进，最终带来电力、煤炭、石油等资源的严重吃紧。

　　其实，如果现在再来讨论，中国到底是不是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阶段，其意义已经不大。据计算，2003年，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4%。其中，对工业高速增长作用最大的六个行业分别是电子、冶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化工和电气机械行业，重工业增长18.6%，大大超过了轻工业14.6%的增长速度，这已经充分表明中国进入了新的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阶段。

　　当前更务实，也更有必要搞清楚的问题是，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道路到底该怎么走？

　　是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走向并经历重化工业阶段？还是

　　可以不必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应当跳过重工业的发展阶段？

　　如果重工业阶段真的是不可逾越的，是发展的必然阶段，即使重工业化的发展是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我们也必须忍受，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消耗。

　　纵观世界主要工业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所有工业大国都在进入重化工时期后都对资源构成了巨大的消耗，其耗费程度甚至远甚于中国。

　　以钢铁为例，美国在1950年代开始大规模建设，钢产量在1980年代进入稳定期，从1901-2000年，美国钢材消费总量为71亿吨、日本38亿吨、前苏联56亿吨。按照美国2.8亿人口计算的话，人均钢产量25吨，而德国累计达31吨／人。我国由于人口总量大的多，阶段性目标也是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就算按照进入稳定期以后累计人均10吨钢，不考虑人口增加因素，按13亿人口计算，总量也将达到130亿吨，人均20吨钢则达到260亿吨。发达国家高峰期一般将持续30年，而我国从2003年开始才真正进入了钢铁生产的高峰期。按此计算，中国目前年产钢2.2亿吨，不是多了，而是

　　少了，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也仅仅是个开始。

　　但是，如果重化工业这个阶段是完全可以逾越的，那么显然我们就应该选择一种新型的发展道路。

　　比如，鼓励技术创新，支持企业采用新工艺、新能源、新材料开发新产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所谓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不是单纯地发展信息产业、增加信息产业的产值，它意味着用现代信息技术渗透到各行各业，降低信息成本。

　　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到底该怎么走？

　　不同的认识，会产生出不同的政策选择。

　　就如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说的，到底是不是存在重工业化阶段的疑问，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既然是问题，就应该有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显然已不是经济学家力所能及的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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