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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一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甚至曾经出现在最近热播电视剧中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就已经指出，自由贸易有利于贸易各方。不管今天的理论家们如何争论，至少在中国，更多的对外开放，通常情况下，总是能够给中国、给整个世界带来好处。
世界银行研究局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国与WTO——入世、政策变革和减贫战略》，以计量的方式证明了这一常识性结论。报告指出，市场开放和其他与中国入世有关的改革举
措每年为中国经济带来400多亿美元的收益，而全世界从中国更开放的市场中所得到的额外收益则为每年750亿美元。
此类数字不必当真，但中国和世界都从一个更开放的中国市场得到了收益，却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毫不奇怪，这样的收益在各群体之间的分配是不均匀的。比如，入世带来最为显著的一项收益可能是轿车价格大幅度下跌，而这一收益只有城市私车族才能享有。WTO带来的大量收益都可能相对集中地为个别群体瓜分。
世界银行的报告则特别强调了WTO收益在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分配格局。接受调查的近90％的城市住户反映，入世以来，他们的收入和消费都增加了。而农村住户从整体看平均收入出现0.7％的小幅下降，而最贫困的农村住户的生活水平则出现6％的显著降低。这主要是受实际工资减少和消费物价上涨的共同影响所致。
对外开放的收益在不同群体间的分配不可能是均匀的，一定的差距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一些群体享受全部的收益，一些群体根本不享有任何收益，也未必不能接受。这两种情形属于经济学上所说的帕累托改进，社会整体得到了收益，且没有一个人受损，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得益。
但假如出现的局面是，城市、加工业享受加入WTO的收益，农民、农业却没有享受收益甚至出现因为加入了WTO而蒙受损失的现象，这样的收益分配格局是不公平的，也是难以接受的。如果世界银行的研究是可信的，则目前所出现的WTO收益分配格局，似乎恰恰如此。
政府恐怕需要对这种分配格局予以矫正。遗憾的是，在设计入世后的配套公共政策的时候，尽管不少人提出了农村人口可能受到WTO冲击的问题，但我们似乎忽略了研究相关对策。时至今日，如何在社会不同群体，尤其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更为公平地分配对外开放和加入WTO的收益，恐怕应成为一个需要仔细考量的公共政策问题。
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推动农民接近那些可获得WTO收益的地区和产业，以扩大收益面。如果像世界银行的报告所说，对外开放、自由贸易能够给中国经济带来收益，那么，广大农村人口如果要更为公平地分享对外开放、自由贸易的好处，就需要更多地进入那些可以从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中获益较大的地区和行业。也就是说，如果要使农村人口在WTO收益中占有比较公平的、起码是应有的份额，就应当允许他们自由地向东部地区流动，向城市流动，向自由化程度较高的产业流动。由此，他们能够较为方便地进入全球范围的劳动分工体系中，从而较为直接地分享其好处。
为此，世界银行报告提出的建议是，对现有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报告分析指出，户籍制度改革有可能使农村人口收入水平提高近17％，并使约2800万人得以脱离农业。这样的建议是国内的老生常谈。世界银行的报告再为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增添了新的证据。
当然，即使现在进行改革，完全开放城市户籍，允许农民向更接近国际分工体系的地区和产业转移，转移的过程也是缓慢的。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大多数农民仍将留在农村。因此，政府恐怕需要考虑如何减少WTO对城乡差距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矫正农村所得到的WTO收益为负的利益格局。
近些年来，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一些措施予以解决。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去年农民收入出现了近十几年来最快的增长。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则表明，WTO及未来中国经济更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可能进一步使城乡差距扩大。WTO给政府的三农政策增加了一个额外的难题，随着WTO承诺的逐渐兑现，农村、农业、农民可能会更多地感受到其负面影响。
这些负面影响尚不足以大到抵消中国经济整体所得到的收益，但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农民所承担的损失给予补偿，似乎是必要的。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增加中央政府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就是一个可取的办法。近一两年的财政其实已经初步确立了这样的政策取向，WTO收益格局的不均衡，只是给这个问题又增加了一个砝码，促使政府以更大的勇气，更积极地运用公共政策手段，切实有效地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这不光是个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更是个公平与正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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