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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
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投资项目核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规定，20日，手机牌照核准制细则正式公布。以此为标志，中国手机生产正式由审批制过度到核准制，为国内手机开放牌照制度打开了一道闸门。虽然有人对于信产部未附议表示担忧，但正式规定的出台，起码表明了政府部门门户开放的宽容态度。
审批制逝去，核准的门槛仍在，《规定》件明确了手机厂商准入门槛，资质、资金、技术成为能否取得牌照的关键。但看得见的门槛相比看不见手门槛，终归是一种进步，看得见的门槛是规则，看不见的门槛是黑箱。相对公平的规则是市场规范的前提。
手机牌照的开放的艰难过程，真切地体现了政府对于某些重要而敏感的产业，既要保护又要发展，既想通过行政命令扶植民族企业，又试图借助市场之力的两难抉择。
本来，一个企业进入什么行业，能否赢利，赢利多少，原本是属于企业、市场的事。但有一派理论认为，某些行业涉及到国家在某一经济领域的发展战略，非要国家有关部门加以调控，这些一拥而上的企业才能恢复理性。手机行业就是这样的领域。面对千军万马产手机的市场前景，有关政府部门忧心忡忡，发改委一再提醒：“拟新上手机生产项目的企业超过40家，若加上现有产能，国内手机产能将超过5亿部，约为全球需求量的80%以上。从国际供求关系分析，市场无法接受这样巨大的产能规模预计实际开工率仅能保持在50%左右”。
为了“有序竞争”，199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5号文件”规定，手机生产必须获得信息产业部的牌照许可。这一指令性文件出台的初衷，是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希望借助牌照制度，帮助国内手机通讯企业赢得发展时间。
由于国内手机市场的急剧膨胀，“5号文件”不断被强化。从1998年到现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信产部对手机进入者采取了“不予受理”的“关门”政策，在近两年时间内，政府没有颁发一张手机牌照。
试图逐鹿手机行业的企业并未因此望而却步，他们想了一个围魏救赵的法子，即为拥有手机牌照的二线厂商贴牌生产。2004年是中国贴牌手机最活跃的一年，去年不少规模不大的二线厂商手机份额奇妙地上升。如果按常规每台收50元“租金”的话，100万部手机即可轻松坐收5000万元净利润。(2005年2月5日 《21世纪经济报道》)拥有手机牌照的企业虽然原非为食利而生，但既然可以借助牌照暴得大利，创业的冲动只能折戟沉沙。几年下来，这些食利企业的前景堪虞，他们存货量大、市场份额逐步下降。
严厉的审批制度没有能使手机市场有序竞争，倒是培养出了一个市场寻租阶层，牌照寻租和借牌出海成为手机行业的潜在游戏规则。借牌者每年花在牌照租用上的费用则高达数亿元。哪里有寻租权，哪里就有食利者，从政府到企业，概莫能外。
政府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提升民族产品的高科技含量，使之拥有核心技术，这与汽车业的发展路径颇为一致。但据北京水清木华资讯公司《2004年中国手机行业产业链研究报告》，就在TCL999D等宝石系统手机热卖的2001年，TCL的手机大都来源于欧洲的一家专事提供手机模块的Wavecom公司。
不止TCL一家企业，国内所有的手机生产厂商的芯片等核心技术必须向国外少数几家公司购买、国内厂商所谓的自主研发产品，大多指外观设计、加以一些附加功能，不过是一种商业技巧，用以追逐高额利润。可见，即便以时间换空间，阻挡竞争者的角度，中国手机厂商依然未曾在技术上进步多少。
如今政策甫一松动，手机市场连串消息接踵而来。原先的贴牌厂商如金立、创维、奥克斯等，有望变成正规军。寻租市场大面积缩水。这对中国手机市场而言，未始不是福音。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家电市场视作市场化的成果，不妨对手机市场抱以同样的期许。
核准制是迈向市场的一大步，却不是最后一步，有关政府部门尚需与时俱进，与市场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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