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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所有国家(包括美国)都遵守京都议定书的相关规定并在这个世纪严格执行，其所带来的气候改变也微乎其微
当《京都议定书》在2月16日生效时，全球变暖社团无疑会自我庆贺一番：为了(全人类的)福祉，他们签订了这个迄今为止最为昂贵的全球性公约。他们成功地使全球变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道德议题。但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
全球变暖是真实的威胁，并且是由二氧化碳的排放造成的。但现有的气候模式表明我们对此却几乎无能为力。即便所有国家(包括美国)都遵守《京都议定书》的相关规定并在这个世纪严格执行，其所带来的气候改变也微乎其微，到2100年时也只是以每年1500亿美元的代价将变暖推迟了6年而已。
全球变暖将会主要危害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们更为贫困因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更弱。然而，即使是来自联合国的最悲观的预测也预期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在2100年时会比现在更富裕，也因此能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
因此《京都议定书》也只不过是以一种昂贵方式为遥远的将来更为富裕的人类提供杯水车薪的帮助。我们要扪心自问这是否应该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当然，在理想状态下，我们不需要决定事务的优先次序。我们可以做一切有益的事。我们能够战胜贫困，解决争端，根除传染性疾病，提供清洁的饮水，改善教育并防止气候变化。但我们却并不能面面俱到。因此我们必须问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什么是当务之急？
一些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去年5月的“哥本哈根共识”(Copenhagen Consensus)上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们发现HIV/艾滋病、饥饿、自由贸易和疟疾是人类的当务之急。我们在这些事务方面的投入会取得最佳效果。另外，他们将对气候变化的应急反应放在这一清单的最末。事实上，与会的经济学家们将这些冒险行为——包括 《京都议定书》——称为“不良项目”，因为它们事倍功半。
随着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变得前所未有的明晰，来自全球变暖社团的警告声也变得更为尖利。例如，联合国气候委员会的主席就警告说：“我们正在拿人类的生存能力冒险。”
这些声明虽然会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但确是无稽之谈。例如：
在英国埃克塞特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有些与会者警告说北大西洋暖流在这个世纪内停滞的几率有50%。这样的情形非常适合《后天》这样的灾难片，但实际上却是天方夜谭。正如与会的一位发言者所总结的那样：“没有任何一种模拟的结果显示(北大西洋暖流的)完全停滞，或是陆地区域的净降温。因此，(北大西洋暖流)在21世纪的停滞看来不会发生。”
最近，一个由重要的环境和发展组织组成的联盟宣称疟疾会由于全球变得更暖而横行。这一说法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却忽略了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医疗保健也是该病肆虐的重要原因。的确，在气候寒冷的1500年乣1800年间，疟疾是横行欧洲、美国甚至远至北极圈内的主要疾病。疟疾传染的终止并不是因为气候变冷(事实上气候是变暖了)，而是因为欧洲和美国变得富裕并应对了这一问题。随着发展中国家在这个世纪变得更为富强，疟疾的危害也同样会被降低而不是增加。
我们被告知海平面会上升——在某些情况下，海平面在2100年时会升高约50厘米。确有此事，这显然会给如孟加拉国这样地势低凹的国家造成问题。但警告者们却忘了提及海平面在20世纪上升了10厘米乣25厘米的事实。有人注意到吗？21世纪的海平面上升幅度会更大且不容忽视。但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我们应对这一问题的总成本只会占到GDP的约0.1%。
“文明终结”的观点只会对严肃的公众辩论起到反作用。它使我们相信我们别无选择。而事实是我们既可以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我们的当务之急，也可以优先应对许多其他的事情。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听之任之。恰恰相反。最近的飓风袭击造成海地好几千人死亡，而同样受袭的佛罗里达却无人死亡，原因是穷国海地无法采取防范措施。通过解决疾病、饥饿和水污染等燃眉之急来打破贫困的循环不仅会明显地改善民生，它还能够增强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
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因此更多地关注某些事务就意味着较少地关注另一些事务。如果说我们有道德义务的话，那就是让每一分钱都尽可能地发挥最大的价值。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我们会以每年1500亿美元的代价在未来的一个世纪里事倍功半。相形之下，联合国预测说以一半的代价我们就能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支付清洁的饮水、卫生设施、基本医疗保健和教育。何去何从？
全球变暖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道德议题，但它却并不是以其倡导者们所想象的方式出现的。我们应该停止对全球变暖的痴迷并开始应对一些更为急迫却更容易驾驭的问题。
比约恩隆伯格：
“哥本哈根共识”组织者，《全球性危机，全球性解决之道》编辑《持怀疑态度的环境主义者》作者被《时代周刊》列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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