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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锐
类似中航油和中储棉这样的国有控股企业，在选拔任用经理人员的时候，除了关注经理人员自身的经营能力和素质外，也要注重经营过程中，如何有效地控制经理人员的不当行为。
原以为像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油)那样的巨额亏损仅仅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个案，原以为类似陈久霖之类的狂赌之徒只是稀罕之物，然而，当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棉)的巨亏事实再一次无情地抖落在公众面前时，我们心中几乎所有的良好假设和愿望都被驱赶得无影无综。这家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央企业，从2003年10月起进口棉花多达20多万吨，豪赌国内市场棉价上涨。结果，国内棉价不涨反跌，致使其投机失败，巨亏近10亿元，将公司赔个底朝天。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从中航油到中储棉，大型国企巨亏事件在近期屡屡频发，人们在震惊之余，不能不对此作出深刻而冷静的思考。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正如一位经济学家在分析中航油事件时所指出的那样，很多时候，中国不是没有法，而是缺乏守法的习惯；而如果没有守法的习惯和风气，一切都是空谈。而笔者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一个敢于践踏和漠视规则的企业及其掌舵人，无论他是怎样的杰出和有能耐，最终都必然为其疯狂性的行为交付昂贵的学费。按照中国证监会对于境外期货交易的现行规定，中航油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业务，然而，胆大的陈久霖却并没有对此表示出必要的尊敬；而根据国家赋予给中储棉的职责——承担平抑棉价、稳定市场，促进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中储棉对此本应循规蹈矩，但这个并不谙熟市场炒作技法的“新手”却最终冲破了“红线”。
是投机和赌博的心态驱使了中航油与中储棉的老总们作出颠覆规则的妄举。在经济学看来，人都是有理性的经济人，即在他作出某种行为抉择时，都会在收益与成本间予以充分的博弈。当然，无论是中航油还是中储棉，选择巨资押赌行为无疑是企图从与对手的博弈中大捞一把，但问题的症结是，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付出的成本，恐怕在他们看来并不是属于自己考虑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国有企业一旦亏损，自然有国家这个最大的东家来埋单。于是，当违规已成事实，交易方频频逼债，实际亏损已经发生时，陈久霖甚至不担心法律责任；而当中储棉亏损大白于天下时，公司总经理雷香菊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宏观调控。
究竟谁应该对国有企业的巨大亏损承担具体责任？谁又该承担所谓的“领导责任”？中航油集团仅以出资额为限对中航油承担有限责任，从独立公司的权责关系而言，这似乎无可厚非，但之后连带出的诸多细节使我们相信，陈久霖并非惟一祸首。中航油集团管理层整体的铤而走险、严重违规、连续决策失误是事件背后的深厚根源，而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中储棉亏损上。看来，加快国有企业的问责制已经刻不容缓。
然而，仅有事后的追究制度远远不能防微杜渐。虽然公司治理结构已经是一个让我们耳朵听起来生茧的事情，但是，面对中航油与中储棉捅出的一个又一个巨大的亏损窟窿，我们却发现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国有企业的身上显得如此羸弱。在中航油，陈久霖的个人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个人权力凌驾于公司内部监督及风险内控制度之上；在中储棉，决策进口巨量棉花也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个人权力的绝对放大必然形成对公共权利的抵损，但个人不可能永远保持理性状态，这就需要一个群策群力的集体和制度来纠正个人的非理性举动。因此，如何约束机构内部成员的个人行为，限制个人权限,完善监督机制，落实监督，持续监督，从而避免由于个人行为导致的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是中国企业直面的重要问题。
(作者为广东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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