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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宁
2月14日，辽宁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大矿难。2月15日，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竹园镇松林村非法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又造成21名矿工死亡，15人受伤。农历鸡年正月的两起重特大矿难，再度成为公共舆论关注抨击的焦点。它似乎正向人们预示，2005年度的国内安全生产形势依然无从乐观。
与此同时，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官员向京城媒体披露，国家拟制定统一的伤亡赔偿标准，倘若事故责任全在企业一方，对伤亡员工的赔偿额度最高可达20年工资（依据当地上一年平均工资测算）。该官员还指出，拟制定的“赔偿标准”将与“工伤保险”同时执行，以期更大限度地保障伤亡员工的合法权益。
上述两条消息，前者表征不幸与“灾难”，后者则使人们尤其是劳工大众在悲愤中得到些许安慰。我们期待，以往许多地方，死个矿工，区区几万元“买命钱”就可把家属打发的不人道现象，会随着“赔偿标准”的出台而有所减少。透过这条消息——随着赔偿标准的提高，人们还能体味到，国内劳动安全赔偿保障程度——一项现代公民社会最基本的人权保障程度，将有一个实质意义上的改进。
对于资方，“赔偿标准”大幅提高后，意味着企业必要的安全生产成本将随之提高，迫使企业主增大对员工劳动安全保障的必要投入。就事故处理方而言，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事故善后也有据可依。
毫无疑问，“赔偿标准”之出台及提高赔偿额度，是政府继续依赖行政监管、行政处罚等手段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的同时，更注重于同时运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的最新尝试，其表达的监管手段多样化的价值取向值得全社会予以积极肯定。
然而，笔者也注意到，“赔偿标准”目前尚处于“拟议”阶段，其何时能正式出台实施并无明确的时间表。此处，完全可以想见的是，即便“赔偿标准”进入制定程序，围绕赔偿幅度、赔偿适用范围、赔偿覆盖面等关键因素，各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将与政府反复“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导致价值和利益多元的社会形态下，其间的利益博弈既属正常亦不可避免，但基于当前国内社会劳资关系总体呈现“资”强“劳”弱之实际态势，政府在其间充当各方利益平衡停调角色时，尤须要校准体现社会公正的“定盘星”。
鉴于当前越来越突出、已处于防不胜防状态的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之严峻态势，也鉴于每一次重特大安全事故（特别是由人为原因造成的重特大安全事故）均对政府执政能力构成事实上之“挑战”，对政府形象造成实质性伤害之现状，我们迫切期待拟议中的“赔偿标准”不但要赶紧去掉一个“拟”字，而且出台的时间越早越好。
我们还要建议：赔偿额度不光要使之成为一个执行的“标准”，更可再大胆、果敢地迈出一步：直接将“赔偿标准”制定为全国性“赔偿法规”，若能这样做，赔偿的“刚性”将从体现为对标准的执行层面直接上升为对法规的执行层面。尽管于法规和标准在国内都普遍存在着执行不力的老大难问题，但相对而言，对法规的有法不依现象要小于和少于对标准的“有标不依”现象。另外，为了扩大“赔偿法规”的普适程度，建议政府不妨将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已严重落伍于时势的旧有的《工伤事故处理条例》的修订相结合，以期同时全面提升一般性工伤事故处置的保障水准。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指出，提高“赔偿标准”决不是大幅减少重特大安全事故的“灵丹妙药”，基于对国情的清醒认知，它依然只是一味“治标药”，最多是多种遏制手段之一。以长远计，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设立资源开采配套的“专项补偿”及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行政问责制度、法律干预制度等，才是治本之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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