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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妇熊德明温州维权的事儿过去几个月了，可关于此事的讨论至今还在继续。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期节目，请了一位法律界的嘉宾对熊作一番评价。此君毫不客气地表示：熊德明不适合从事替农民维权的工作，她应当去做农民该做的事比如喂猪，可能会更适合她……“名人效应”虽能短时间解决问题，这个社会毕竟是法治社会，不是人治社会，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对此评论，有人甚是认同，并发出意味深长的质问：“熊德明何时才能安心养猪？”而回顾熊德明温州维权事件热炒之时，也曾有一些对熊的做法冷嘲热讽的声音，比如，“她把自己当救世主了”、“熊德明讨薪路径强化了潜规则”云云。
本来，笔者对熊德明的做法除了同情和钦佩，也曾有保留态度，但看到诸君如此这般的“理性分析”，我突然偏有些“感情用事”起来，不禁想反问一下———熊德明怎么就该回去养猪了？
且不说回不回去养猪，熊德明自己有选择的权利，最令人不解的是，人们可以容忍甚至欣赏某些“娱乐名人”、“文化名人”花样翻新、令人反胃的自我炒作，却偏偏对一个农妇不安于本分、弄出了一些声音深感不满。也许评论家们觉得娱乐界发生那些破事理所当然，而一个农妇不养猪，跑来不自量力地替人维权实在太反常，可以从“法制精神”、“社会分工”等角度作一番深刻的探析，实在是体现自己深度的难得话头吧。给熊德明额头上盖上“养猪”的烙印———这算不算一种“农本位”的歧视呢？
再往深处说，一个农妇出来替人维权就会“强化了潜规则”，就是“人治”？所谓法治社会、法制精神，不可能从天上自己掉下来，也不会是“上帝说‘要有法治社会’，于是便有了法治社会”。法，无非人情，无非伦理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它必须由人一点一滴地推动。将民意推动和“法治”截然对立起来，无异于胶柱鼓瑟、刻舟求剑。在法治相对完善的美国，尚有各种“压力集团”、“院外人士”通过压力、游说促进国家法律、政策的改进。为何我们一个农妇替弱势民工维权的举动，不是被人理解为促进法治进程，反倒成了“强化潜规则”了？提醒这位评论家：你所说的“潜规则”，在某些群体中确实司空见惯、心照不宣，但又何曾眷顾过农民工这一群体？
长期以来，农民工权益遭到忽略，欠薪之严重，竟然需要一国总理亲自过问，其情之切、其境堪忧！好容易盼来了个“名人农妇”出头，让农民工不再指望“跳楼秀”而是寄望于法律，这本是一个多么可喜可贺的进步呀！虽然囿于法治的不健全、熊德明自身水平的不足，维权行动基本以失败告终，但这一举动所蕴涵的“鲶鱼效应”、“蝴蝶效应”、符号意义，以及对民工群体的心理暗示、对有关部门的道德压力，客观上却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和反思意义。
退一万步说，中国养猪的农妇多以亿计，不缺熊德明一人；她做点养猪之外的事情(即使有点堂吉诃德)，可能价值更大。真纳闷有关专家和学者为何偏要她“安心回去养猪”？齐秦有首歌里唱道：“人能仰望，就是幸福。”或许，对有些专家和学者来说，我能“俯视”，更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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