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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文
新年刚过，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发生了一起特大矿难，死亡200多人。实际上，类似这样的矿难近些年来不断发生。针对十分严峻的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大家一直在积极探寻破解之道。有人认为，遏制矿难的关键在于提高补偿标准，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
主张提高矿难补偿标准者认为，矿难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安全投资不足，煤矿在受利益驱动超负荷生产时，很容易诱发灾难性事故，因此提高矿难死亡的补偿标准，可以增加矿难的经济成本，激励企业进行安全投资。然而笔者认为，矿难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并非安全投资的不足，遏制矿难不能完全依赖经济手段。事实上，很多国有大型煤矿拥有相当完善的安全设施与规章制度，但由于管理上的松懈，及不严格按照规范进行生产操作，照样发生了安全事故。
而指望靠提高补偿标准来对企业产生经济震慑力，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天真的想法。山西省于去年年底作出新规定，煤矿事故死亡矿工的补偿金不得低于20万元。从表面上看，提高补偿标准将使煤矿企业承受不起死人的代价。然而事实上，对于一些盈利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个体矿主来说，提高了的对单个矿工的补偿标准依然不足以完全消除他们的侥幸心理。而对于一些国有煤矿来说，矿难补偿反正也是国家出钱，补偿标准提高与否对这些煤矿的领导也很难产生有效的震慑力。
认为提高补偿标准就能遏制住矿难，是把对矿难的惩罚依然停留在矿主身上。事实上，要让煤矿企业“死不起人”，更应强化的是安全监管者的责任意识。如果不在安全监管者头上高悬一把利剑，让他们在发生了矿难之后承担相应的经济、政治和法律责任，即使将煤矿企业罚得倾家荡产，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事实证明，事前的强制性防范与事后的经济赔偿相比起来，后者更能产生稳定而持久的效果，而事前的强制性防范显然与补偿标准多高无关。
此外，提高补偿标准的举措本身也可能出现负效应。比如煤矿的风险成本提高以后，一些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热情有可能下降，从而影响到市场的煤炭供应。而更让人担忧的是，由于补偿标准突然大大提高，一些个体矿主怕因一次事故就赔个精光，而很可能在发生矿难时选择隐瞒真相，从而使瞒报矿难的现象更多地发生。笔者在这里并非不尊重死难矿工的生命尊严，而是觉得在多年来各地对各类煤矿的安全整顿工作都常常“走过场”的情况下，提高后的矿难补偿标准能否得到刚性的落实还实在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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