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拯救气候

　　本报记者 黄锫坚 北京报道

　　景山之巅，你可以看到满覆白雪而洁净的紫禁城。

　　2月16日，10名来自北京各高校环保组织的学生，在此宣读庆祝《京都议定书》同日生效的演讲稿。“我们感谢，全世界领导人的明智决定，感谢你们的勇气和决心。”这里是 “绿色和平组织”的全球庆祝活动之一。

　　10点半，活动移至后海。志愿者邀请北京市的市民一起签署给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公开信，希望他推动针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并支持中国的清洁能源发展。

　　首都经贸大学大二的学生毕明超身着印有“solar generation”的T恤，这是“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个国际青年计划，中文译名为“新能源一代”。就在同一天，在日本京都，澳大利亚、东南亚、德国、比利时等国家的“绿色和平组织”办公室和当地的“新能源一代”也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

　　在中国，这天下午还有一个由发改委、外交部、科技部、环保总局、中国气象局等机构组织的“中国庆祝《京都议定书》生效高层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探讨如何在中国推动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的国际合作，这是一个近期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实惠的项目。

　　《京都议定书》将从理念和实际运作两方面影响中国。

　　阻挡灾难来临

　　电影《后天》以惊人的视觉效果为我们模拟了温室效应所带来的恐怖后果。这部预言式的特效大片以夸张手法将观众带临灾难现场，但飓风、海啸不仅出现在银幕上，也频繁降临人间。许多科学研究表明，从干旱、洪水、台风、冰川融化到农业欠收，许多灾难都与气候变化存在直接或间接联系。

　　在2004年1月7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中，十九位赫赫有名的生物学家公布了他们对七个全球有代表性的地区样本的研究报告。结论是：到2050年，全球变暖会促使18%到35%的动植物灭绝。这意味着，到2050年，就算是在“最小限度气候变暖的情形”下(即我们目前已无可避免的情形)，将近五分之一(大约一百万种)物种将不复存在。

　　在全球变暖的警钟声中，1992年各国政府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公约旨在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据世界卫生组织研究统计，每年大约有16万人死于全球变暖直接导致的疾病(疟疾、营养不良等)，而这一惊人数字到了2020年将会翻两番。我们已经向大气中排放了可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1.2-1.3摄氏度的温室气体量。将全球气温变暖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应该是气候变化政策的目标。

　　《京都议定书》是在UNFCCC下制定的，UNFCCC自缔约之日起(1992年)，已经有全球185个国家的参与，并举行了9次由各缔约国参加的缔约方大会。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终于形成关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文法案，即《京都议定书》。它被公认为国际环境外交的里程碑，是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旨在防止全球变暖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

　　中国于1998年签署《京都议定书》，并于2002年核准了议定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排放量不受条约的法律性约束。不过，中国对议定书的支持以及其在国内的努力，表明中国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行动的意愿。

　　但是，2001年3月美国单方面退出使《京都议定书》进程搁浅，国际各方的努力化为泡影。美国是温室气体的头号排放大国，其排放量占发达国家1990年排放总量的36%，却借口气候变化问题在科学上具有不确定性，担心限制使用化石燃料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并强调《京都议定书》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规定减排义务而退出议定书。

　　俄罗斯杜马于2004年10月22日通过此项决议，《京都议定书》终于可以达到通过标准(协议规定，只有在占199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和地区批准后才能生效)。90天后，也即2005年2月16日，它成为具有约束效力的国际法律。

　　“《京都议定书》好比洪水中的一根树枝，让人类在全球变暖的危机中抓住了诺亚方舟。”“绿色和平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气候变化与可持续能源项目”主任喻捷对记者说。

　　新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京都议定书》规定，在2008年-2012年，发达国家将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5.2%。限排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0)等等。为达到限排目标，各参与公约的工业化国家都被分配到了一定数量的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配额。到2008年至2012年的5年间，欧盟国家应减少8%，美国应减少7%，日本6%，俄罗斯0%，澳大利亚可以增加排放8%，冰岛增加10%。

　　通过什么方法来促进发达国家按配额规定，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呢？《京都议定书》的一个开创性突破，是建立让市场发挥作用的“合作机制”。由于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的作用都是一样的，按照一般的经济学原理，为了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人类应该把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安排在减排成本最低的地方。基于这个原因，《京都议定书》纳入了三个合作减排机制——国际排放贸易(I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

　　所谓的清洁发展机制，即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或私人经济实体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并据此获得“经核证的减排量”，或者说 CERs。工业化国家可以用所获得的 CERs来抵减本国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有专家估算说，倘若一家日本企业要减排1吨二氧化碳，在不降低产量的前提下，它可以选择两种方式：在本土通过技术改造减排1吨，成本为54-81美元；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CDM合作，购买1吨后者在其帮助下通过技术升级减排的二氧化碳，目前价格约为7-8欧元。

　　如果清洁发展机制发挥作用，那么各个国家之间可以购买排放指标，这意味着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成为可交易商品的市场将迅速扩大。据估计，到2007年，全球排放量指标的交易将达到150亿欧元。

　　“《京都议定书》在国际上催生了一个新市场——碳排交易市场。二氧化碳的减排额，现在已成为一个大宗交易商品。”碳资产“还是中国企业非常陌生的一个新概念。它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挖掘新资产的机会。对中国企业而言，CDM是一个时间窗口机会，就是说在2008到2012年可以向发达国家出售二氧化碳减排额”。北京绿源锦业环境能源咨询公司总裁王齐对此提出忠告，她认为中国企业应该尽快抓住这个机会。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协议，目前CDM项目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实惠，在2012年之前就要结束。CDM项目的前期准备和核准需要几年时间，所以中国企业真正能从中获利的时间很有限。2005年后，《京都议定书》新一轮谈判就要开始。2012年之后，究竟事态会如何发展，现在没有人能下判断。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勇曾表示，短期看《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对中国有利，但长远看中国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从总量上看，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

　　如果中国长期不承担温室气体控制义务，中国在参与《京都议定书》活动中遭受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绿色和平组织”的喻捷说，我们最终都需要使用其他形式的能源——清洁和可再生的能源，如太阳能、潮汐能、风能、生物能和小水电，因为这些能源既不会带来污染，也用之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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