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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军／文
在中国企业界所关心的管理议题中，吉姆.柯林斯所说的“基业长青”是最流行，也是被关注最持久的。人们常常追问：“是什么使那些杰出的公司有别于其它企业？”“遵循哪些管理规律能使我们的企业变得卓越？”过去二十多年来，企业界总在关注如何培养管理者、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探讨什么是卓越领导者的特质，学习优秀跨国公司的经验，研究战
略制定与提高执行能力……但是，虽然我们也常强调企业家职能或企业家精神，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关心管理技能。
想到管理时，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有一个前提，所要管理的企业或组织已经存在，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变革以及使之持续，这的确是大多数关心管理的人所处的情境。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破除这个隐藏的前提，把视野拓展到企业存在之前。要想基业长青，最关键的、最根本的是“企业家制度”，它带来的不是单个企业的繁荣，而是整个企业群落的繁荣。即便对于现存的企业，企业家制度是发展的关键——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职业经理人制度，因为由一群分布在组织的各个层面的企业家经营的企业从长期看一定优于一个企业家加多个管理者的模式。经济学家巴雷托说，“企业家的消失将导致市场体系的停顿。”
企业家制度所要强调的并非诸如勇于冒险、果断、富有领导魅力等等的企业家特质，企业家制度首先是，企业家能够为自己创造价值，或者说能够分享他所创造的财富。191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就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说，企业家把各种要素组织企业进行生产，通过不断创新改变其组合的方式带来经济增长。理论上，企业家的职能可划分为四类：协调，充当各种生产要素的沟通纽带；套利，捕捉低买高卖的机会；创新，打破现有秩序和市场均衡；承担不确定性，也就是承担市场的风险。
在中国，企业家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或企业家的职能早已广为人知，但“企业家分享自己创造价值”制度的确立却一直在各种力量和社会变迁中艰难前行，不时遭遇障碍。在中国企业史上，如果时间段放短一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四代企业家，他们的经历正是企业家价值确立的过程。1984年诞生了一些当今中国最知名和最有象征意义的企业：海尔、联想、万科、四通、科龙、健力宝……这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着中国企业史上最优秀的企业家，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在创办这些企业时，他们所想的可能的确是当时流行的“产业报国”，也可能或以带“红帽子”的方式、或从原国有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但以现在的观点看他们所得与所创造的并不相称，他们中的大多数未能公平地分享自己创造的价值，甚至到现在还有人坚持他们只是“保姆”的观点。较好的结果不过是像柳传志那样部分实现其创始人价值，或者像王石那样乐于彻底转变为管理者。李东生通过较早地与地方政府达成用增量部分奖励管理层的协议从而在TCL所实现的价值可能是这一代企业家最好的结果。
第二代企业家是至今并未被广泛认知的所谓的“92派”。在中国的市场化企业中，有不少出自1992年前后，比较知名的有万通地产的冯仑、嘉德拍卖与泰康人寿的陈东升、慧聪的郭凡生等。1992年体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陈东升认为这两个条例“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他说，“当年想创立企业可是不知道资本从哪儿来，有了这两个文件后，就可以去募集资金，可以去依据一种商业模式来寻找投资人来投资。”但是，由于观念和制度的原因，这一时期组建的公司只是出资人拥有股份，提出创办企业建议、组建和发展企业的创始人、企业家大多数都没有股份。当然，这一代企业家一直是走在最前沿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逐渐通过各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譬如毛振华创办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他中间离开自己创办的企业，到香港一家上市企业工作3年，他在通过工资、奖金加期权拿到一千多万收入后，在1998年通过股权改造，又收购了自己当初创办企业的股份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实现了自己的创始人价值。
互联网热潮时期涌现出中国的第三代企业家，他们的代表是那些从海外回来，完全按照西方公司制度创办公司的互联网公司创始人，他们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组建企业，很多公司甚至注册地都是在海外。正是在这一时期，“企业创始人”的概念得到认同，他们出资很少甚至不必出资都可以拥有较多的公司股份。期权制度则使得企业家价值的实现不再局限在少数几个企业创始人，而是拓展到整个管理团队，甚至所有员工。现在，大量新创企业即使不是风险投资支持的，也大多按照类似模式确定公司股权结构，使得企业家能以规范、透明的方式分享企业的价值。
在几年前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中国富豪榜”之后，另一个无法准确命名的、经常被称为私营企业家或民营企业家的群体开始为大众所熟知，尽管他们的企业大多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在类似名单上的富豪中，一些是过去的乡镇企业家，后来自己拥有了企业，一些直接创办自己的私营企业，或通过收购整合快速拥有了庞大的企业……他们所在的行业、分布的区域、发展经历各不相同，但共同的特点是在最初就确立了自己的私人股权，在产权上就拥有企业。这些企业家一直经营着知名的企业，但直到数字上也许并不很准确的富豪榜面世之后，大家才意识到他们拥有几亿、几十亿的巨额财富，而财富的拥有正是因为他们较早地实现了自己作为企业家的价值。从企业家制度的角度看，富豪榜带来的观念上的冲击非同一般，正是在之后“企业家应能够分享他所创造的财富”的观念才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
近年来大量进行却又常常引起争议的管理层收购(MBO)是许多企业家试图以较高代价实现企业家价值的方式，因为他们必须通过借款(通常是以企业未来收益作抵押)、以企业现在的价格赎买他们创造的价值。在大量进行的MBO中可能的确存在一些不规范、甚至违法的做法，但经常出现的对MBO妖魔化的描述，甚至以侵害国有资产为名的评断以及行政干预却影响了合法的管理层收购。实际上，MBO的做法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因为长期以来积累的企业家价值实现问题逐渐堆积而自然而然出现的解决之道。对MBO的过度干扰是时下企业家制度建立遇到的主要障碍之一。
另一方面，尽管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影响着所有企业的经营行为，但正如2004年我们看到的一样，一些民营企业受到的伤害最大，当然企业本身的战略和经营行为也是重要因素。国家政策平等对待所有企业，但由于执行的原因，那些由企业家拥有的企业常常并没有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知名商业作家、《大败局》作者吴晓波甚至认为，“中国二十年的公司变革有着一根清晰的政府主导的主线，民营公司的成长一直是在强大的国有资本集群的俯瞰下进行着的。未来民营公司在中国的资本和产业整合中很可能边缘化”。
建立“让企业家实现其价值”的企业家制度，才是基业长青的关键，它需要企业家以自身的企业实践和努力去影响、推动与建立，而不是由其他什么人来建立适合企业家生存的环境。只有这种制度确立之后，我们才可以讨论战略、执行、管理、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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