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经济的幻灭

　　吴晓波／文

　　直到不久前，我还跟很多人一样，以为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企业家经济”的时代。作为一个显赫、生机勃勃的群体，企业家正以充满激情的姿态出现在各种公共领域，财富的光环让公众目睹了一个新兴阶层的诞生，而企业家也自我感觉为社会进步的主流势力。彼得.德鲁克在1987年对美国“企业家经济”的描述似乎如期地降临到实行了二十多年市场经 济的中国。

　　但是，今天我们不得不对这样的判断产生怀疑。宏观调控一年来，中国商业界所发生的产业管制和丑闻事件，让我们开始从一些更为基本的层面来思考民营公司在中国改革棋局中的角色和地位，由此我们也开始梳理二十年企业改革的逻辑起点。在方法论层出不穷的今天，这似乎都是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可能就是因为它们被列入了“非问题”的范畴，所以才成为了真正的问题。

　　企业改革的三块“思想基石”

　　中国企业改革二十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二十年，从表层上看，原有的体制格局已经被彻底打破，产业形态早已面目全非，WTO的加入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来，更是让每个领域都开始经受市场竞争的洗礼。我们常常将此描述为中国公司成长的背景。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在市场浪潮汹涌澎湃的同时，却有一些从未改变的“思想基石”坚定地与时俱进，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才是决定企业改革走向的根本因素。

　　第一块“思想基石”：“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坚持国有企业的振兴发展，坚持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中国的企业改革一直是以振兴和保护国有资产为改革起点和目标的。二十年企业史完全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解读，其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专业市场的意外繁荣，使体制外的力量被释放出来，由此形成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兴起；其二，久困体制篱藩的国有企业左右突围，试图运用行政和市场的双重手段完成自我拯救。这是两场交错在一起的改革运动，它们时而取向一致，时而利益冲突，时而同荣共兴，时而此消彼长，每一次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取舍，都可以被视为国有资本的代表方与体制外力量的利益较量，中国企业改革从来没有偏离过这一逻辑主轴。

　　第二块“思想基石”：“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就是硬道理”。

　　“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温州人当年冲口而出的名言似乎今天还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没有先例可循以及对体制内企业的失望，使得中国经济变革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经济发展至上”的道路，这一改革理念，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拓宽了改革创新的思路和天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功利主义和唯发展论的盛行，一些必须被坚持的伦理底线被轻易突破，对现行法律的漠视以及对这种漠视的鼓励则“先天”地为种种经济行为营造了灰色的改革氛围。

　　第三块“思想基石”：“稳定压倒一切”。

　　一切以避免大的社会动荡、维护社会稳定为前提、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改革思路，成为了改革矛盾尖锐时的一个“妥协器”，以稳定为前提的改革起点，使得中国在每一次经济改革面临阻力的时候，都以此为进退的评估基点，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价格闯关、90年代初期的治理整顿等等，中国改革因而没有走上休克式的激进道路。

　　事实上，这些每个人时时耳闻、脱口即出的“政治语言”，一直如此坚定地掌握着中国企业变革的方向。这些口号听上去一派老生常谈，可事实上，二十年来，它们从来就是决定中国公司成长的道德逻辑。对此的确认，将帮助我们拨去眼前浓重的迷雾以及不切实际的幻觉，更为实际地了望中国民间公司未来的命运和走向。

　　民营公司的真实力量

　　在对国有公司与民营经济的重新审视中，我们可以发现，至少在资本意义上，民间的力量仍然是如此的弱小。

　　2004年度的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非常明显地展现出了这一特征：国有资本在这个排行榜上占有了绝对性的98.36%的份额，50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7%，比上一年上升了9.05%。在500强方阵里，排名总资产前五位的全部是国有银行。有学者因而担忧，规模日益庞大的国有企业，使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风险都趋于集中，甚至有可能发展到整个国家的命运被几个国有企业的生死决定的地步。

　　在500强中，私营公司占到了74家，资产总额4640亿元，还不到中国工商银行的十分之一，占500强资产总额的1.64%。这个资产份额如此清晰地彰现出如下事实：民营公司远远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性力量，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迄今没有诞生国际品牌和国际级企业家的缘由之一。

　　如果将中国500强与《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进行一次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世界范围内赢利能力好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汽车、食品、电子电器等竞争性行业，而中国则主要集中在电信、钢铁、石油石化业、电力等传统垄断性行业。造成此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至今仍然基本由政府掌控。

　　过去二十年里，民间资本和极具个性的明星企业家在很多行业，特别是日用消费品领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他们始终游离或被排斥在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之外，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的商业氛围一直处在一种法律并不健全的形态之中，公司经营者的处境往往局促。海尔集团的张瑞敏曾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八字为自己写照，外界大多将之解读为张瑞敏面对市场时的慎独和危机感，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又未尝不是这位善于思考的山东企业家对未卜命运的一种本能式的惊悚。

　　这正是一个为我们所漠视的事实，中国民间公司的成长，一直是在一个强势资本集群的俯瞰下完成。政府作为一个资本拥有者，一方面掌握着政策和游戏规则，一方面则以捍卫自己的资本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

　　被边缘化的群体

　　中国民营公司的强大之路，已遭遇三大阻碍。

　　首先是发展模型的阻碍，那就是投机型的成长模式已遇到“天花板”，民营公司在战略能力和核心技术上的缺乏已成为公司可持续成长的最大瓶颈；其次，是改革理念的阻碍，“国有资本优先”、“国企改革优先”的改革理念使各种性质的资本无法平等地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和享受资源；其三，制度设计上的阻碍，当某一类资本，一方面拥有制度的设计权，另一方面它又是利益的博取者，制度的正当性和公信力面临质疑，制度的可执行性也大打折扣。在当今的政策环境下，我们已经清晰目睹到了这种阻碍的种种迹象。

　　民营公司向能源型产业的挺进遭遇全面狙击。

　　著名的希望集团、复星集团在电解铝、钢铁领域所遭遇的阻力，最清晰不过地体现出政策制订者维护国有公司利益的决心，尤具典型的是那个被高调喊停的“铁本事件”，最新的资料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几乎所有的民营钢铁项目已全面搁浅，而各地实际上马的国营钢铁项目则超过了中央预定规模的两倍多。可以预言的是，如果不与相关的国有公司达成合作的关系，未来民营公司在能源型产业中将很难有所作为。

　　民营企业家被排除在国资民营化的游戏之外。

　　近两个月间，随着长虹、伊利等股权事件的频发，企业界似乎进入了一个“丑闻的季节”。剖析这些丑闻，一个十分显在的共性是，它们都发生在完全市场竞争领域里的国营企业身上，经营者正是这家公司的创办人或振兴者，而产权改革的滞后或被雪藏则是它们共同面临的窘境。这些性质相近的丑闻事件似乎预示着，从1998年在各地相继开始的国营公司民营化改造运动突然止步，并拐入一个十分敏感的摇摆期。

　　民营资本在土地、资金等资源的获取上将付出更大成本。

　　正处在成长惯性中的中国经济已呈现出明显的“景气效益”，高能源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在短期内被改变，因而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产生巨大的预期利润。在这一方面启动较早的民营公司已然获得了巨额的利益，近年来房地产公司的迅速做大便是例子。今年以来，政府连续出台各项政策，对土地审批权限和银行信贷等实行了更为严厉的上收和紧缩措施。这些举动，尽管在宏观上有整顿秩序、降低非理性发展热度的需要，但是在客观上则无疑造成民营公司的发展瓶颈。从效果上看则是，国有资产经营者正在这块“景气蛋糕”上切走最大的一块。

　　民营企业在市场开放中有被边缘化的忧虑。

　　根据WTO的市场开放进程表，我国的金融、保险、通讯、乃至传播等产业次第开放，但从现在的情况看，明显出现了对“外”开放优先、对内开放滞后的现象，一些跨国大公司获得了优先的进入权，在新一轮即将决定未来中国产业格局的大整合中，民营公司落在一个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的劣势地位上。

　　渐行渐远的“企业家经济”

　　彼得.杜拉克曾经用以下特征来描述“企业家经济”：

　　在充分市场竞争的政策环境中，量大面广的中型公司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力量；职业经理人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出现；管理作为一门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和非经济领域；企业家行为成为社会创新和新秩序建设的关键。

　　在杜拉克提出“企业家经济”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正走出零增长的衰退困境，而在这次复兴中，以软件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企业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为了解决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领导力量。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重新塑造了一代美国青年。

　　杜拉克的这种描述是那么生动，以致于每一个读到这里的人们都会将之类比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确，我们看到了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改革动机的多重性以及因之而带来的制度设计，使我们已经离“企业家经济”渐行渐远。

　　如张五常先生所观察到的，“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简言之，是从等级特权转向以资产界定权利那方面去。”也正如他所言，“这是困难程度极高的改革，而不管怎样批评，中国的经验是史无先例的成功。”今后，我们需要观察的是，等级特权是否在已经界定清楚的资产竞争中继续发酵，或者说，某种身份的资产是否拥有优先获得资源和发展机会的特权。

　　在当今中国，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公司，都在实行着一系列美国化的公司改造，不出意料的话，到2010年之前，中国将出现亚洲地区最具美国公司特征的公司群体。而在另一方面，与美国自由经济制度全然不同的理念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在公司治理结构上逐渐完成了改造的国有公司以前所未有的强悍姿态重新掌控了经济发展的节奏，这中间的矛盾冲突将以何种方式爆发，实在是一个很让人好奇的课题。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