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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开始，GDP数字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失去了“标志性”意义。与此同时，中央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逐步上收土地控制权，地方失去了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法宝”。此外，随着税改的推进，地方税收也将进入递减通道。这些意味着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原有模式已经阶段性结束。
尽管相关政策的出台导致了地方经济的不适应，但却是宏观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推导的结果，体现了“诸侯经济”转型变迁的需要。
一些地方政府对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不理解，甚至认为宏观政策带给地方经济的影响是“无解”的，希望政策回归。这种心态反映出地方对下一步经济发展的迷茫。自上世纪90年代提出建设“市场经济”，地方政府试图实现“推进市场化”和“弥补市场失灵”的双重目标。而在操作层面，“双重目标”非但没有为界定政府与市场的效率边界提供路径，反而成为“诸侯”思维转变的制约。
况且，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推进市场化”与“弥补市场不足”这两项任务实际上都没有完成，甚至远远偏离预想的目标。这不仅源于“新自由主义”的误导性，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形成的“恶性循环”。
两种力量的拉锯过程尽管以互相补充为目标，但实践中呈现出的更多是“冲突”：首先，双方力量不对称，政府可以管理、调控甚至操纵“市场”，而市场却根本约束不了政府。其次，政府往往低估了经济体系的自我调节能力，在补台的“火候”把握上往往“过犹不及”。类似状况不胜枚举，例如为了避免“恶性竞争”却制造出了“人为”市场分割。第三，市场扭曲是市场本身的不足所致，还是行政干预带来的。如果是前者，政府补台正当其时，尽管仍面临“度”的拿捏；如果是后者，则只能“越补越乱”。
地方政府的主战场在管理、协调整个社会，而经济发展只是一个部分。过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权重太大，以“太阳”自居，认为是经济发展的能量和动力的主要来源，“政府应该支配经济发展”成了思维惯性。然而从现在开始，地方政府必须学会如何做“月亮”，而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于：经济“地球”没了“月亮”的作用就可能偏离轨道。
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政府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不是作为经济增长的直接提供者和要素资源的配给者，而是作为市场的合作者、催化剂和促进者。为此实现政府职能的切换是必要的，其核心是转移“主战场”，实现“市场政府”向“社会政府”的转型。
“社会政府”主要特征如下首先是“非垄断型政府”，政府通过自我行为约束和法律约束，摆脱对资源配置的“垄断状态”和直接干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主体作用。其次是“非经营型政府”，从专注“经济发展”转向关注多层面的“社会问题”；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法律手段”等其他的社会管理手段并重；从经营城市、经营土地转向提供“经济性”的公共服务。第三是“竞争型政府”，能够通过体系内部竞争管理实现优胜劣汰循环，从而保持政府职能处于效率不断上升的通道。第四是“诚信型政府”，政府的公信力尽管同其强大的资源控制能力有关，但其基础来源则在于能否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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