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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志传
针对矿难频仍，2月16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认为“比较可行而有效的办法是大幅度提高矿难死亡赔偿标准，增加矿难的成本”。煤炭生产大省山西省已于去年年底推出了新的赔偿标准，煤矿事故死亡矿工的赔偿金不得低于20万元人民币。社论指出“这将使煤矿企业承受不起死人的代价，从而自行采取措施避免死人”。
从理论上说，提高矿难赔偿成本，有助于减少矿难。但是赔偿如果不足以让老板心惊肉跳，成本就不够高。20万元对老板而言，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实际上，有的老板为了堵住死难者家属的嘴，私了的数字就可达30万、50万乃至更多，远远超过20万。
矿难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视生命，不肯在安全生产上采取措施，不肯投入必不可少的资金以构筑完善的防范体系。从政府部门来看，则是囿于地方利益，不肯在监管上出重拳。从国外看，对矿产开采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安全设施及措施不达标，决不允许生产，这是一。其二，出现恶性事故，除了追究刑事责任，还要重罚——罚得个倾家荡产，心惊肉跳。其三，也要追究监管者的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一句话，只有对他人的生命敬畏，如同对自己生命的敬畏具有同等的分量，这才能有安全如同生命的理念，生产者如此，监管者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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