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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三下午，我去看望一位已经退休的老领导。出租汽车司机与我互致新年问候之后，就开始一个劲儿地抱怨这个节日里生意不好：春节里到处冷冷清清，还不如圣诞节的时候热闹。自己的节日不好好过，“洋节日”倒是瞎起劲！
大都市如此，乡村似乎也不能例外。新华社2月13日的一篇报道说，在当年费孝通先生定点调查并据此撰写出著名的《江村经济》一书的江苏吴江市开弦弓村，村民们在春节里除
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眼前的景象怎么也和过年联系不起来”。
新华社同一天发表的另一篇消息，则让我们感受到另外一种强烈反差。一位在美国求学6年的姓潘的女士今年专程回北京过年，她的感觉是：“这几年国内年味越来越淡，而国外年味却越来越浓。”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传统节庆文化就一步步走进了我称之为双重“围城”的奇特境地：一方面，以春节、元宵为代表的传统节日在国内社会生活中日益衰微，而以圣诞节、情人节为代表的西方节日却在青年大众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就在传统节日在中国内地失去“市场”的同时，它们却在海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主流社会赢得越来越多的“眼球”。2003年和2004年，美国纽约市和纽约州相继将春节列为法定公共节假日；今年新春期间，美国总统布什、法国总统希拉克和英国首相布莱尔等都亲自出面，向中国人民和当地华侨华裔发表祝词；西方各国还发行邮票、纪念币，举办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活动庆祝中国春节。
西方节日在中国的大行其道和中国传统节日在西方的“粉墨登场”，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无须过分忧虑，也没有必要太过自豪。针对前者，目前最流行的解释为：这是西方凭借其优势的经济实力和商业文化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冲刷着非西方世界的社会生活乃至改变非西方国家社会文化版图的关系。应该说，这种解释是恰如其分的；对于后者，明眼人一目了然，这是中国“崛起”背后的巨大商业利益以及当地日益庞大的华裔人口手中的选票所直接推动的。至少在2003年春节，当我在巴黎最大的LaFayette百货公司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恭贺新禧”漫天飞和销售柜台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人头攒动的时候，我就理解了这其中的奥秘。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中国传统节庆文化在本土衰微这一事实。在我看来，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载体，这个春节里我们所看到的惨淡光景正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当下所遭遇的尴尬境遇的一个缩影。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只是到了最近，这种自我现代化的努力才被整合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理想之下。“民族复兴”的口号将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两个运动十分完美地统一起来，而在百年来的大多数时期内，它们经常被视为一对水火不容的矛盾。
“中华民族复兴”的另一种说法应该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如果我们同意大多数社会学家的共识，所谓“文明”，应该包含“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10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在“器物”乃至“制度”层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今天的中国已经当之无愧地跻身世界经济大国之列，虽然离经济强国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与此同时，国家的民主与法治也正在逐步建立、健全和完善。但是，诚如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就一个“文明”而言，“器物”层面的改进是最容易的；“制度”层面的演进则要艰难得多，它首先必须深深根植于“文化”的土壤之上，在萌芽、生长、开花、结果的全过程中还必须备受阳光雨露的呵护；而“文化”层面的演化———除非经历相当漫长的时间跨度，例如一代人以上———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文明”的崛起或复兴，首先展现给世界的是它的“器物”，其次是“制度”，最后才是“文化”。三者不仅不可能同步，其间的间隔还会相当长，有时甚至呈现相反的运行周期。余秋雨教授曾多次慨叹，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但他在海外看到的大多数所谓的“中华文化”仅仅是餐饮和功夫之类，真正能够代表中华优秀文化的东西实在是凤毛麟角。我想，其深层原因可能就在这里。我的一个更加悲观的预测是，尽管中国经济将继续高歌猛进，尽管海外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将与日俱增，但在中国本土，传统文化衰微的趋势可能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才会得到扭转。
回到“过年”的主题上来，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和经历的“节日”，其实就是古代社会留存下来的“活化石”。在西方社会，目前几乎所有的重要节日都与基督教有直接的联系；而在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绝大多数的重要节日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过程的实质就是将人类社会从“上帝”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但需要注意到的是，正如西方的宗教性节日并没有随着“上帝死了”而一同消亡一样，相反，西方基督教传统中有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被很好地保存和挖掘，并在新的语境中得到创造性的转换和发扬。经过10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目前正在朝着全面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奋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挖掘和“创造性转换”，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今天的现代化进程？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华文明能否真正“复兴”，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最终进程。
前天是大年初六，正好是西方传统的“圣·瓦伦丁节”，中国人更习惯根据它当下的内容简称其为“情人节”。看见大街小巷里年轻的姑娘小伙子手持玫瑰花、巧克力，甜蜜地相互表达爱意的时候，我恍惚间感觉自己好像并非身处新年中的上海，而是在罗马、巴黎或纽约的街头。这时候，我想起了大年初三里那个出租汽车司机跟我告别时嘟囔的一句话：“你看着吧，到了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大概连过年向长辈拜年都不会了。”
我苦笑了一下，在心理嘟囔了一句：“也许他们的下一代会重新拾起这套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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