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的四大任务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郑新立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5年要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世界各国的发展史表明，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结构的变化更为剧烈。只有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主动地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 问题，自觉地推动结构的转变，才能不断地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需求，提供强大的动力，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前经济结构存在四个严重失衡

　　我国经济经过12年的持续平稳快速增长，特别是2003年以来经济运行进入新的上升期，但经济结构积累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影响国民经济继续平稳快速增长的主要障碍。当前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城乡差距拉大，“三农”问题成为影响全局的突出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曾经历过两个快速增长期，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到中期，另一个是90年代前半期。此后，随着农产品国内市场出现供大于求，农业开始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农业的发展越来越滞后于工业，农村的发展越来越滞后于城市，农村居民收入同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拉越大。1981～1987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1%，成为黄金增长期；1990～1996年，年均增长4.1%，可称为持续增长期；1997～2003年，年均增长仅为2.9%，陷入缓慢增长期。在农业依然是绝大多数农民收入主要来源的情况下，随着农业增长速度的下降，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也逐渐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从1978年到2003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之比的变化如表1所示。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中还包含有一部分非货币化收入，因此城乡居民购买商品的支付能力的差距则远远大于收入的差距。表现为县和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已由1980年的65.7%下降为2003年的35.0%，平均每年下降1.3个百分点。2003年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现金支出之比为4.1∶1。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造成有7亿多人口的农村市场需求增长缓慢，不仅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小康目标的实现，而且使城市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自身需求的增长而内部循环，偏离了城乡互动、良性循环的轨道，从而严重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局面如不能及时改变，还将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

　　二是工业技术进步缓慢，粗放型增长超出了一些重要资源的供给能力。

　　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上升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产业投资增长过猛，引起能源、原材料和运力紧张，相关价格大幅上涨。这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产业的过快增长，已经超过了国内外市场铁矿石、氧化铝的供给能力，使耕地面积减少，加大了对环境的压力。2003年，我国GDP占全球的比例仅为3.9%，但是，我们的能源、淡水、钢材和水泥的消耗量却分别占全球能源、淡水、钢材和水泥消耗量的12.1%、15%、7%和50%以上。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国每年进口的高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达2000多亿美元。如果我们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那么这种依靠高消耗来支撑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

　　三是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制约着就业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明显偏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2003年，第三产业的比例为33.2%，比1991年以来13年的平均水平只升高0.6个百分点，比2002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67.7%低34.5个百分点，比美国的75.3%和印度的50.7%分别低42.1和17.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包括信息、咨询、法律、会计、审计、金融、保险、教育、文化等发展严重滞后，使第一、二产业的发展缺乏高效率的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影响了第一、二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使大量下岗人员和新增劳动力找不到就业岗位。尽管这一问题早就提出，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四是消费率过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局面难以长期维持。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必然引起生产能力的过剩和需求不足，使大批投资项目不能按时发挥效益，导致不良贷款的增加。由此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大起大落，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近几年，我国投资率不断攀升，2000～2003年的投资率分别为36.4%、38.0%、39.2%和42.3%，预计2004年仍在42%以上。2003年的投资率比1981～2000年的20年平均水平35.2%高7.1个百分点，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高峰年。与此相对应，消费率则由1981～2000年平均水平的62.1%下降为2003年的55.5%，下降了6.6个百分点。投资率的连年上升，表明近几年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预示着新一轮投资将带来大批闲置的固定资产甚至无效投资。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在新一轮投资增长结构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所占比重明显上升。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专项调查，全国16个超特大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003年增长30.2%，2004年上半年又增长37.7%，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10个百分点以上。2003年末，城市建设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达到30.3%，比世界银行推荐的合理比例9%～15%高1倍以上。同期城市建设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2.9%，比世界银行推荐的合理比例3%～5%高2倍左右。城建投资的73%用于有社会效益的非经营性项目，银行贷款占投资的47%，将来主要靠地方财政偿还，而城建投资已相当于年财政支出的98%，潜藏着极大的地方财政和金融风险。

　　除上述四个突出问题之外，区域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也是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及其影响

　　经济结构上的矛盾往往是多年积累的结果。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总是非均衡的，不可能齐头并进、四平八稳。在不同时期，某些产业、某个地区、某些社会群体可能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发展得快一些，这就必然引发新的矛盾和问题。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正是要通过制定新的调控政策，纠正结构失衡的问题，从而保持经济的长期平稳快速增长。为了制定正确的对策，必须对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作出正确的分析。

　　(一)农村发展滞后主要是由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多地少，实现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目标任重道远。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全国现有7.4亿劳动力中，农村劳动力4.9亿人，占65.6%，第一产业从业劳动力3.7亿人，占49.1%。第一产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资源仅为5.3亩。按照现在的农业机械化条件，一个农业劳动力至少可以耕种30亩以上。如果能达到这样的规模，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即可达到甚至超过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正是由于受耕地资源的限制，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目前仅相当于第二、三产业的17.7%，后者为前者的5.6倍。这样一个5.6∶1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同城乡居民收入3.23∶1和城乡居民人均购买力的比率是完全相对应的，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是由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距所决定的。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应当看到，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沿海一些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浙江省2003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已下降到29.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5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由此可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

　　(二)缺乏技术进步的机制是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根本原因

　　我国第九个五年计划就提出要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五”计划提出要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比较高、经济效益比较好、资源消耗比较低、污染比较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这些战略方针是一脉相承的，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但是，在实践上，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特别是当经济处于上升期、投资比较活跃的时期，粗放型增长方式就明显回潮。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关键是我们尚未建立起科技进步的体制机制，科研开发投入少，缺乏技术积累，许多好的产品和投资项目，即使我们有市场、有资金、有劳动力，但是由于缺乏技术，仍然干不成。因此，大量资金集中投向基础设施、房地产和一般加工工业项目上，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大中型企业中，有技术开发活动的只占1/4，有技术开发机构的只有1/5，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只有0.75%，而国外企业一般在3%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在10%以上。引进技术和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创新，是技术进步的一条捷径。当年日本、韩国引进欧、美的技术所用的资金与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创新所花资金的比例为1∶5～1∶8，一般只引进一套技术设备，第二套即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而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的这一比例只有1∶0.07。因此，长期形不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核心竞争力，只能引进再引进。

　　为什么企业不愿意在技术开发和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创新上投入呢？关键是企业体制改革不到位。企业若在技术开发上增加投入，在厂长的任期内可能只表现为成本、风险的增加，而新产品的效益可能到下一任厂长才表现出来，这就是企业不愿意在技术开发上投入的真正原因。像海尔、奇瑞、华为这样的企业，能够不断开发出新产品、新技术，在国内外市场迅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对技术开发的投入。海尔和奇瑞用于技术开发的投入分别占销售收入的5%和8%以上，它们拥有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体制。由此可见，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要求，调整企业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企业建立起股东会、董事会、经营层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由董事会代表投资者从企业长远发展着眼进行经营决策，才能有效避免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从而重视和加大对技术开发的投入。因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增长方式的根本之策。

　　(三)促进结构优化的政策法规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结构调整和优化，是政府实施发展战略和引导经济发展的主动行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微观决策，才能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市场机制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是重要的，它能够通过竞争，使经济效益更好的企业用更高的价格获取生产要素，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优势企业的迅速发展。但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农村的发展，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发展，公益性社会事业的发展等，仅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远远不够了，仅靠市场机制甚至会不断加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的差距。所以，认为一搞市场经济，就可以把结构调整的任务完全交给市场来完成，这种认识是不对的。

　　“九五”计划以来，党和国家明确提出要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战略性任务，但结构调整始终进展缓慢，究其原因，就是对结构调整只是停留在一般号召上，缺乏有力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机制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成功地实施过两次大的结构调整。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改变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形成的“重重轻轻”的扭曲结构，对发展轻纺工业实行了“六个优先”的政策，即优先提供能源、原材料，优先提供进口所需的外汇，优先安排投资等，使消费品工业出现迅猛发展的局面，一举解决了工业消费品短缺这一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同时，重视和加强农业。农轻重的结构得到了较大的调整，支撑了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长达十几年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二次是90年代后半期以来，以打破能源、交通瓶颈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这次调整之所以卓有成效，也是国家运用政府投资的手段，包括连续七年发行数千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项目。同时，鼓励社会资金的投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公路、能源建设领域，极大地加快了瓶颈部门的发展。中央提出的以优化升级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即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大的结构调整，与前两次调整相比，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这次调整不是选择性调整而是功能性调整，即不是短缺条件下选择某些短线产业加快其发展的调整，而是在供大于求的总格局下，提高各个产业技术水平，降低消耗，减少污染的调整，是提高产业素质和竞争力的调整。二是这次调整是在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的调整，政府直接掌握的投资在全社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已明显下降，社会投资的比重明显增加。从1981年到2003年，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已由28.1%下降为4.6%，由投资单位自筹和其他资金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由55.4%上升为70.5%，银行贷款由12.7%上升为20.5%，利用外资占4%左右。与前两次调整不同，这次调整政府不可能主要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必须把调整的方式转变为主要通过政策导向，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来达到调整的目的。三是这次调整面临着外国跨国公司强大的竞争压力。不仅包括国外产品进口的压力，而且包括跨国公司在国内开办企业所生产产品及服务的竞争。即使国内企业有资金、有市场、有劳动力，但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仍然不可能从事一些投资回报率很高的项目建设。如电子信息产业，年销售额已达2万多亿元，成为国内第一大产业，在世界上已居第三位，但其投资的80%来自外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仅占10%，民营企业投资占10%。政府也积极鼓励国内企业在信息产业上增加投入，但由于缺乏技术，面对许多高盈利的项目只能望而却步。

　　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其原因也在于缺乏适宜的政策环境。主要是在一些新兴的服务业领域，如金融、保险、审计等领域，对社会资金的进入限制过多，甚至一些已经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对国内社会资金的进入仍然限制，因此严重阻碍了有关行业的发展。以银行业为例，我国目前只有二十几家大的银行，中小银行很少。而美国除了有一些跨国大银行外，还有2万多家地方性中小银行，满足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居民消费信贷的需求。我国在商品流通业的发展中，又受到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的阻碍。据有关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二十年间，在全社会商品流通额中，跨省贸易额所占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这同建立和发展全国统一市场的要求和趋势是相背离的。地方政府出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动机，保护本地产品，抵制外地产品，阻碍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流通业的发展。某些垄断性行业排斥社会资金进入，缺乏竞争，限制了这些行业的发展。此外，面对国际大型连锁经营集团的强大竞争力，政府对国内发展现代商贸流通业缺乏有效的扶持。

　　(四)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的原因及影响

　　2000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逐年攀高，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分别高于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中的平均水平。2000年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9%，其中低收入国家为23%，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3%。我国同期为36.4%，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3.5个百分点。2003年我国42.3%的投资率则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9.4个百分点。造成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过快上升的主要原因：一是多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动。1998～2003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0亿元，安排投资3万多亿元，带动了全社会投资的增长。二是受新一轮经济增长期的需求拉动。从20世纪末以来，住房、汽车、教育、通讯、旅游等逐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刺激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相关产业的迅猛增长。三是部分地方政府急于求成的政绩观的影响。地方政府换届，新上任的领导急于作出成绩，大规模地进行城市建设，纷纷兴建汽车城、大学城、工业园等形象工程。四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迫切需要消费的中低收入者缺乏相应的支付能力，特别是农民和城镇下岗职工，收入水平较低，增长缓慢，这是导致消费率低的根本原因。为了支撑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得不通过千方百计增加投资来实现。总之，过高的投资率和过低的消费率，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回潮，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主要是由一些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产业过度投资实现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对某些重要资源的国内市场甚至全球市场的供给能力，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及时加以改变，必然引起煤电油运的紧张和通货膨胀，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并非不可能。

　　加快结构调整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中央提出2005年要把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作为重点，将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力求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一，进一步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

　　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这次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2004年，中央就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发了一号文件，有效地推动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2005年又就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了一号文件，对有关政策措施作出了具体部署。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要求，国家财政将在稳定2004年支农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支农力度，继续推进“两减免、三补贴”，即减免农业税、牧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购买大型农机具和优良品种给予补贴。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建设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加大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推广节水灌溉和旱作农业。加强农村“六小工程”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建立动物疫病防治体系，使畜牧业成为农村经济的增长点。扶持特色产业发展，推进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要在2004年较大幅度增产增收的基础上，力争2005年继续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第二，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

　　这次结构调整的成败，关键在于能不能打破技术的瓶颈制约，在技术的自主创新上取得突破，尽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为此，必须把技术创新作为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来抓。要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开发的投入。企业用于技术开发的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不能低于3%，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要在8%以上。所有大中型企业都要设立自己的技术研发机构，从事与企业发展有关的科研活动。鼓励科研、设计单位和大专院校与企业合作，从事技术开发。继续发展技术市场，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要加大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投入，重视对软件、专利、图纸、工艺的引进。对需要引进的多台设备，应通过联合引进，引进设备的企业与国内有关制造企业合作，以市场换技术，提高国内企业装备制造能力。推广二滩电站和三峡电站的经验，在引进设备中实行国际招标，中标的外国企业必须承诺向我国企业转让有关技术。完善知识产权制度，鼓励个人创造发明。要以技术创新支持这次以产业升级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

　　第三，抓紧建立促进结构调整的政策法规体系。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刚刚开始，许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策、法规尚未建立起来。要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成熟的法律，从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加快促进结构优化的相关法律、政策的建设，尽快形成自己的法律体系。如美国有一个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开发投入的税收政策，规定企业每年用于技术开发的新增投入，其30%～50%可以抵顶企业所得税。越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抵扣的比重越高。又如美国有个社区再投资法，规定银行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吸收的存款，其一定比例要用于当地的投资贷款。美国还有一个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凡用纳税人的钱购买的产品和服务，要优先采购纳税人及其所办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只有当国内没有合适产品后，才能进口。这对鼓励购买国内产品，扶持民族工业的发展是一项很好的法律规定。我国尚未有这样的法规，在实践中对使用进口设备实行减免税，反而对购买国产设备没有什么鼓励政策，这是一种逆向调节。有关部门应围绕促进结构优化升级，抓紧清理和研究制定有效的政策、法规，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第四，努力扩大消费需求。

　　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相互协调，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只有按照消费市场的需求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才能使广大人民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当前提高消费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需求和消费率的重要因素。据近五年来的统计资料测算，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城市消费品零售额大体可增长1.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大体可增长2个百分点。要通过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力争使最终消费率由目前的55%提高到60%～65%。

　　其次，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目前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过低，低收入群体数量较多，已成为制约消费率提高的重要因素。要通过扩大就业，鼓励创业和自谋职业，使更多的低收入者跨入中等收入者行列，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分配格局。要进一步加大农村扶贫工作力度，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生活困难家庭进行救助，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要按照共同富裕的目标，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目前我们已经制定了调节过高收入的税收制度，要强化税收征管，确保高收入者依法纳税。对部分垄断性行业收入分配失控，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外收入过多过滥，职务消费不受约束，分配秩序混乱，个人收入透明度不高，监控体系不健全，运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差距执行不力等问题，应当抓紧解决。

　　再次，积极推动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住房、汽车等新的消费热点在拉动消费结构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要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增加经济适用房的供给，满足广大中低收入者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要尽快开放住房二级市场，活跃住房交易。控制部分城市住房价格的过快上涨。在城市住宅区规划中要考虑停车场的建设，抓紧推出燃油税取代养路费的法律。制定鼓励经济型轿车使用和发展的有关政策。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积极进行住房贷款证券化试点，分散银行住房贷款风险。努力扩大教育消费，除义务教育由国家出资兴办外，要鼓励支持社会办学，满足各个层次受教育的需求。社区服务是第三产业中的一个突出薄弱环节。一方面居民区有大量的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一方面城镇又有大批下岗人员找不到工作。要采取扶持政策，鼓励社区服务的发展。

　　第五，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

　　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又一突出矛盾。城市化水平低，制约着第三产业的发展，限制了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要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在城乡劳动力就业、户籍制度等方面，打破城乡界限，推进城乡融合。对农民工进城打工和经商办企业，实行非歧视性原则。在城乡建设规划上，有条件的地区应统一规划工业区、农业区、商贸区、居住区和休闲区，统一规划交通、供水、供电、污水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等设施建设。要形成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重点发展100万～2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和5万人左右的小城镇。因为前者的经济社会效益最好，后者适宜工农贸各个产业的结合，住在这样的小城镇，既可从事第二、三产业，又可以从事农业、畜牧养殖业，有利于扩大就业容量，适合中国人口多的特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小城镇建设，要在各级财政的支持下，尽可能拓宽融资渠道。对可以用经营收入偿还投资的设施建设，应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实行企业化经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应优先考虑改善居民消费环境，与扩大消费需求结合起来。要把城市建设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处理好基础设施建设与其他产业发展的关系，避免基础设施建设的过度超前，制止各类追求奢华的“形象工程”。

　　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革为动力，使结构调整过程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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