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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实
克服幸福悖论的前提是政策制定者要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如果 “以人为本”的政策宗旨成为主流，财富增长、幸福止步不前的幸福悖论就不会充斥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了。
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当人们用锲而不舍的努力创造了一个物质繁荣的家园，享受着更高质量生活的人们发现，幸福依旧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般可望而不可及。财富的与日俱增同幸福的止步不前形成了一个恼人的悖论。
如果不能把握幸福的本质，那么所有关于悖论的解释都无异于痴人说梦般的天方夜谭，所以解释幸福悖论，至少得知道幸福是什么。然而不幸的是，就如罗曼·罗兰的名言“大家都在谈论幸福，而真正懂其含义的人却为数不多”。
幸福的含义之所以晦涩艰深，主要是因为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心理感受，这种主观性使其难以得到客观定义和度量。不过从内容看幸福的很大一部分构成是没有争议的，就像和谐的友情、美丽的婚姻和极高的社会参与感，对于幸福的大部分分歧主要来自于对财富的理解。
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在解释幸福悖论时是如此地力不从心，因为他们将幸福的来源锁定于“绝对财富”的增加，而现实却是，“绝对财富”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幸福的增加。而且他们更多地将目光定格在人们的实际行动而非内心感受，当一个人放弃休闲而选择一周工作90小时时，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他是幸福的，理直气壮的借口是“如果不是这样，他完全可以不那么做”！
很显然，古典经济学家这种主观感受“客观化”的方法论注定了其对悖论解释的无能。不过经济学的发展很快就填补了这一空白，行为经济学的产生使得心理学和经济学有了一次积极的相互渗透，而对主观感受的强调使得这一经济学新分支对幸福悖论有了解释的可能。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们发现，较之“绝对财富”，“相对财富”的增加才是幸福增加的真正原因。不管收入的具体数字是多少，只要和同类人相比是高的，那么人们就会感到骄傲和幸福。美国研究部门对哈福大学的毕业生作了一个调查，发现很多拿5万美元年薪的人比拿10万美元年薪的人更幸福，原因仅仅是因为前者所处的行业平均工资为25000美元，而后者身边的人年薪大多高于10万美元。人们的财富幸福感大部分来自于“鹤立鸡群”的“比较快感”。
如此看来，社会财富的大幅增加与幸福的原地踏步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阶段，处于同行业顶层的人数总是有限的，这种“相对财富地位”的稀缺使得财富幸福本质上就不可能“普及”。
此外，这种幸福的“相对财富说”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结论：人类追求财富的竞争是一个“零和博弈”，没有真正的赢家。一个人相对于别人收入增加，那么他自己的幸福感是增加了，但别人相对于他收入却是减少了，幸福感也随之减少，而且为了追赶这个领先者，落后的人们需要付出痛苦的努力提高自己的收入。所以，现代社会的人们就像是老鼠赛跑，不断加速，不断交替领先，最终都精疲力竭。在城市“水泥森林”里，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收入越来越高，但幸福却越来越模糊。
从幸福悖论的解释看，对“相对财富”的追求是人们不断加剧职业竞争的源源动力。而受到人们行动影响的并非仅仅是行动者本人，一个人“相对财富”的增加就是别人“相对财富”的减少，用经济学的话说，对“相对财富”的追求是有“外部性”的，所以，克服幸福悖论就要在解决“外部性”上做文章。
经济学家们认为，解决“外部性”的一个有效办法是税收，按照这种逻辑，克服幸福悖论的方法之一就是提高个人所得税。一个人如果辛辛苦苦工作获得的“相对财富”增加大部分被高额累进所得税蒸发，那么他可能更倾向于放弃玩命工作，转而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其他获得幸福的方式，比如陪父母打牌，同妻子聊天，或者出门旅游。
马不停蹄追求物质文明的人类该停下来问问自己，我幸福吗？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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