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方平
从生产到运输，再到销售，最后直至回收，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来看待今天中国社会的节日“送礼经济”，即便是再高明的政治经济学家，也会对节假日礼物中形成的送礼经济莫衷一是。固然有需要就有满足，但是一旦在市场化框架下放任其发展而不对送礼经济进行法律和道德上的约束，那么势必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引起对制度的藐视和道德的颠
覆，这就是今天送礼经济的危机。
从宏观上讲，送礼经济的出现，带来了三大颠覆。首先是对社会良性供求关系进行了颠覆。在这个购买链中间，出现了隐性交易的成交量大于显性交易的情况。一次送礼，显性的交易货物是一盒藏着金表、手机的月饼，或是一块镶着戒指的年糕，甚至，然后隐性的交易物，却往往在这些之外，可能是一个职位，一份合同，甚至简单说，可以是目前官场的任何东西，甚至只是上级的好印象。
另一方面，送礼经济的出现，更是对整个社会人际关系和道德基础的颠覆。如果礼品的出现，已经到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以一种经济模式进行概括的程度，那么这个时候的礼品已经完全超越了其本来承载的意义了。送礼经济的核心问题，就在于采取了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方式，模糊化地处理原来的行贿、受贿，以及道德低下的问题，让它们变得貌似合法。但是从延伸的角度说，如果今天送的是带着金娃娃的月饼，那么明天就会出现带着人民币的月饼，毕竟，金娃娃和人民币只有一念之差。
最重要的是，送礼经济对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方式进行了颠覆。这种送礼经济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多少礼品从前门送入，又完好无暇没有开封的从后门卖出。而失去了隐性价值之后，礼品就变得毫不值钱。在这些礼品上附加的各种价值，也随之流失了。
1993年，耶鲁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约耳·沃尔德福吉尔给他的学生提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在圣诞节期间收到了多少礼物，你估计它们的价值是多少？第二，如果你没有收到任何礼物，在感情上你愿意花多少钱为你自己购买这些礼物？结果，学生们的回答令他大吃一惊：平均来说，收礼者普遍低估送礼人的礼物价值。即使是最保守的人的估价也只有礼物实际购买价格的90%左右，那么其余的10%到哪里去了？报道这个典故的媒体曾经回忆说，这其余的10%的价格损失称之为无谓损失，它实际上意味着资源的无谓浪费。但是经济学家们在担忧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给出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支撑目前社会送礼经济的，其实并不是中国人富而好礼的小礼物，而是成千上万元的“厚礼”。这种厚礼，养活了礼品供应商，满足了权礼交易的需要，也给不法的行贿受贿提供了机会。在今天社会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对于日渐增长的社会送礼经济，其实也应当做一番调控。
如何进行宏观调控，首要是防止颠覆性的“送礼经济”在投入上继续增加。从过去的几十块到现在的数千元，礼品的价格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国民收入的提升，也在不断增加，这种增加是极其危险的；其次应当从源头上堵住送礼经济的流通渠道，自由市场允许自由生产商品，却鼓励理智消费，在全社会范围内，要形成一种良性的礼尚往来社会风气；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对于受礼者的监督，以及礼品与贿赂界限的清晰划分，目前我国法律中，对于实物礼品与贿赂之间，仍然存在定性和表述模糊的困难则代改进。只有这样，“送礼经济”才能够只是担忧，而永不成危局。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