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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安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如果把“后羿射日”的传说当作东方古老民族最原初的共同想像，那么在相隔数千年之后的2005年，现代中国的一群人重新把这种激动亢奋起来，其温暖的对象一方面是渴望复兴和崛起的中国人，另一方面则是渴望富裕和繁荣的中国商人。
如果要将两者的获利进行比较，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民族主义在遭遇商业化时，注定是无力的；而商业化对民族主义的改造，很可能会向着背离原初意愿的方向前进。商界朋友们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希望把小家的富庶和民族的崛起联系起来，如果这样，那么恕我多心，但是理性的民族主义在商业化浪潮中何去何从，这却不是一个希望或者一个多心所可以负担的。
民族是想像的共同体，而民族主义则是想像共同体中的心理状态和心理认同，这种精神信息常常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缘位置上来被个人加以定位。西方现代政治学者们把冷战结束后看作全球民族主义复兴的黄金时期，民族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历史记忆仍在，而方式却随着意识形态壁垒的瓦解而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冷战结束后的历史时期，恰恰是商业化发展狂飙突进，一日千里，席卷各个领域的最佳十余年。固然商业化不是一件坏事，但是用商业化刺激民族国家的心理认同是否合理，或者说民族主义能不能幸免于商业化浪潮，从“后裔射日”和其他许多这样的事例来看，我们其实很难给出回答。因为两者的区别实在明显。
首先，民族主义，而不是极端民族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其实都是整个民族国家表达自己愿望和利益的理性方式，它所指向的获利群体是全民族拥有同样血缘，同样历史记忆的每一个人。而商业化所带来的利润，只能满足这个民族中的少部分人。两者的利益指向不同，其受益对象也不尽相同。
其次，商业化追求一致性，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全球商业化浪潮中，资本是以一种可以大量复制的生产方式来实现利润追逐。而民族主义是用一种强调传统的差异性，强调文化的民族性的方式来追求现代化。从短期来看，商业化可能采取刺激民族主义的方式获利，或者以民族主义代言人的形式出现，民族主义甚至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获得张扬，但其核心价值或者单纯性是否还能被保留值得怀疑。
第三，民族主义是以民族记忆和爱国情绪为驱动方式，而商业化是以资本和利润为驱动方式。驱动方式的不同，决定了民族主义和商业化的朋友和敌人都各不相同，表达方式也迥异。民族主义的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是商业化的朋友。而商业化侵蚀民族主义的方式，也可以打扮成民族主义的朋友，鼓励、刺激甚至利用民族主义，但其根本目的是什么？
唯一让我们留心的是，如果需要进行甄别的话，那么民族企业品牌的塑造，与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商业炒作，很可能是完全两个概念。前者的核心在于，为一个民族留下值得回忆的创业精神，在全球化中形成一个民族争取利益的桥头堡，而后者则完全不具备这种以民族凝聚力为基础的理念。同时，更不能抹杀商界人士在盈利之后，希冀为民族做点事情的单纯念头。
在全球民族主义复兴的黄金年代，人们当然会担心，历史上曾经的狭隘民族主义、或者是极端民族主义是否会卷土重来。商业化的目的性大于手段性，恰恰给狭隘甚至极端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滋养的沃土。当然也有人甚至认为，商业化的狂飚，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解构狭隘民族主义给一个民族带来的自视、痛苦或者无知。即便如此，这仍然让人担忧，因为从屈辱记忆中走出来，不能再陷于全球资本的狂欢中，而忘记了自身民族的诉求。毕竟，我们可以自己记录屈辱历史，却无法主宰全球资本狂欢的规则。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要追问，商业化到底是民族主义的春药、毒药还是解药？那么其实答案已经存在于民族文化与全球资本的抵抗中。这不过寻找答案的艰难，并不逊于理性民族主义的痛苦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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