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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七国财长在伦敦迎接了中国财长金人庆及央行行长周小川，不出意料，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泰勒在本次G7财长会议上强烈要求中国放弃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其实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早有明确表示：人民币的浮动汇率终究会实现，但需要时间。在现在这个阶段，让人民币保持稳定仍然是最好的选择，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都会有利。金人庆与周小川这次赴会并不会改变这种论断。
自2003年以来，围绕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升值的问题，各个方面争论不休，升值与否，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进入2004年，此问题已不仅限于讨论层面，某些国家政府已开始就人民币升值问题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一些外国的投资机构干脆直截了当地表明要赌人民币升值。在几个月前，甚至有外国媒体把人民币汇率升值说得活灵活现，人民币汇率在几月几日升值，要升值多少，结果自然是摆乌龙。
为何一年多来炒作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不绝于耳呢？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利之所在。因为汇率变化是本币与外币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它是在本国与外国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其利益关系调整则在本国与他国进行。如果汇率调整不当，那么国内的利益就轻而易举地流到国外了。
1992年索罗斯的基金冲击英镑大获其利，自有当时的英国金融制度之弊端，但索罗斯之大利就是英国国家利益之大害。还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如此。他国前车之鉴，中国政府应该汲取经验。也就是说，人民币汇率重估是一个十分慎重的事情，人民币汇率变化随时都可能让中国利益大受其损，而中国之损就是他人之利也。这正是近年来炒作人民币汇率升值者的利之所在。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原则，即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原则应该是无可挑剔的。汇率制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任何汇率制度的确立都有赖于一系列的生存环境与条件，离开了相应的生存环境与条件，他国或他人能够成功的东西，简单地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可能不合适。在操作层面上，汇率制度的改变也是个复杂的工程，必须根据一国的金融结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综合考量。因此，中国采取哪一种人民币汇率制度，完全是中国政府自己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他国来说三道四。政府完全可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的选择。
即使假定人民币汇率可以重估，那么人民币汇率应该在哪一个层次上来变化呢？是人民币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还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而且人民币汇率水平，既有与美元的价格，也有与欧元与日元等多国货币的价格，在国际金融市场各国的货币变动不断的情况下，要重新来确立一个新人民币汇率水平肯定是不容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最好的选择就是静观其变。
回归到汇率制度改变与否的价值判断上，其基本的出发点应该是一国经济的现状或发展是否有这样的要求。目前的中国政府是一个相当务实、相当有专业水平的政府。他们不仅会从政治上来考虑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关系，更会从国家利益与国家经济的层面来考虑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与否。如果说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国家利益大有裨益，根本不需要国际上种种压力，中国政府也会有所动作。在国际上种种嚷着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声音下，人民币汇率岿然不动，肯定在于考虑这种变化不利于国家利益。如果对国家不利，即使其他国家有再充分的理由，也只能是我们的参考信息而已。
因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完全是中国政府自己的事情，它根本不需要他人来指手画脚，政府完全能够根据中国与国际市场的现实情况与条件作出最好的选择。而就目前中国的经济条件与国际市场环境来看，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短期内中国政府一定会静观其变，等待时机作出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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