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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宁
禁放鞭炮是国家成功地改造民间年文化的一个范例
伴随着中国20多年的社会转型，传统节日文化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传统节日的吸引力下降了，他们的情感投入也降低了。更重要的是，他们
过节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以春节为例，以前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动手准备一桌年夜饭，今天的人们则干脆到餐馆吃年夜饭。以前的小孩一定是要放鞭炮的，今天，放鞭炮已经在许多城市被禁止。过年的气氛淡了，人们也就不那么在意传统的过年仪式了。例如，不少人干脆就用出国旅游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过年仪式。一句话，在今天的春节，传统年文化的内容已经所剩不多了。
传统年文化包含哪些元素呢？尽管各地的风俗不同，过年的传统内容也不尽相同，其社会功能都是一样的，都是借助庆祝仪式来表达“辞旧迎新”的意义。它既为旧的一年画上“句号”，又为新的一年的写上“冒号”。就传统春节的庆祝仪式来说，至少包括这些元素：吃、聚、拜、闹、犒。
所谓“吃”，指的是借助丰盛的食品来庆祝春节。在传统农业社会，食品不丰裕，因此人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享受“大鱼大肉”。由于这些食品在平常难以吃到、或舍不得吃，因此，这些食品反过来也赋予春节以特殊和神圣的意味。很显然，“不寻常”的食品，赋予过年以“不寻常”的意义。正是这种“不寻常性”，增加了过年的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小孩盼过年的原因之一。
所谓“聚”，指的是一家大小过年一定要聚在一起。过年不但是生产活动的“暂停”，而且是家庭的一个隆重的团聚仪式。在传统社会，缺少家庭成员的过年，注定是一种缺憾。
所谓“拜”，指的是亲朋好友、邻里街坊、同事同仁之间的相互拜年。它是重温亲密情感、维系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仪式，起着难以替代的社会整合作用。
所谓“闹”，指的是借助各种娱乐方式来增加喜庆气氛，图个高兴和快乐。例如，家家户户要放鞭炮，小孩则要到外边放炮竹。北京人要逛庙会，广州人则要逛花市，各地都有自己的闹新春的风俗。此外，春节还是小孩的“禁打日”，因为不论他们怎么闹，父母都不会打他们。
所谓“犒”，指的是给晚辈或下属送岁礼。例如，大人给小孩“压岁钱”，为小孩添新衣裳。老板给员工送“红包”，商业合作伙伴给对方送礼物，等等。
今天的年文化，几乎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拿“吃”来说，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食品的丰盛，使年文化中的“吃”丧失了以往所具有的“不寻常性”。如果仅仅以“吃”来判定的话，那么，今天的人可以说几乎是天天在过年。因此，“吃”的“不寻常性”变成了“日常性”，“吃”的吸引力急剧下降了。不论是小孩还是大人，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盼着过年能吃上平时吃不到、或舍不得吃的好东西了。
再拿“聚”来说，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难以满足“回家过年”的愿望。改革开放进程不但导致人们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而且也导致人们空间流动频率加大。家庭成员和亲属之间分布在全国或全省各个地方，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其中一些人由于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难以回家与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团聚。此外，由于独生子女已经步入婚姻期，他们各自的父母可能不在同一个地方居住，因此，过年的时候，小两口去与一对父母过年的同时，必然冷落另外一对父母。
“拜”的方面变化也不小。如果今天拜年的形式还存在，那么，在大城市，尤其是在特定的群体，拜年的形式和对象都发生了变化。例如，电话拜年取代了登门拜年。拜年的范围，也比过去大大缩小了。此外，由官方组织的集体团拜也在某些圈子里蔚然成风。
今天年文化中的“闹”，不但在程度上，而且在形式上，都有显著的改变。例如，在许多城市，放鞭炮已被禁止，传统的节日氛围，被行政力量冲淡了。可以说，禁放鞭炮是国家成功地改造民间年文化的一个范例。不仅如此，国家借助于电视媒体，还成功地创造了新的年文化——春节联欢晚会。所幸的是，许多民间的闹新春风俗，依然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内地保留着。
最后，就“犒”来说，有变的地方，也有强化的地方。“变”的例子是，今天的小孩，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只能盼望着在新年穿新衣服。“强化”的例子是，今天的小孩所收到的“压岁钱”越来越多了。长辈对独生子女的宠爱，在大额的压岁钱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此外，一些人利用过年大肆送礼行贿，则是年文化变迁中最“变味”的地方了。
可以看出，年文化的变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社会转型在民间文化中的反映。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弃传统节日而追洋节日的时候，问题就不仅仅是“文化变迁”那么简单了。它涉及更深层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而一个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是绝不应该以牺牲传统文化认同为代价的。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消费者研究工作室教授、博导，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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