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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海内外不少媒体在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的新闻。这让我想起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屠杀现象。大屠杀有多种类型：一种是因简单的种族仇恨而起，卢旺达便是这样的例子；一种是战争中兽性发作的滥杀，如南京大屠杀；还有一种是极权统治下以各种意识形态借口展开的大屠杀，纳粹德国，以及其他一些政权的“制度化屠杀”便属于此类。“制度化屠杀”是在最冠冕堂皇的道义、对敌、建设乌托邦等旗帜下进行的，其借口高度意识形态化，其行动高度组织化，其过程高度持久化，其结果则是被害亡灵的数字巨大化。
各类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极其丑陋且发人深省的事件。拥有诸多大屠杀经典案例的20世纪已经过去了，但我们并不知道类似的丑陋事件会不会再度重演，或有什么新的变种，所以研究其发生的根源，是很有必要的。
就制度化大屠杀而言，其得以发生的基础，不仅在于发生地政权的极权性和封闭性，也在于这个政权在精神上的极度洁癖和极度癫狂。大屠杀一般都需要宏大、“高尚”的借口，在这种借口之下，血腥的大屠杀便轻轻松松地转换成了一项“清洁”工作或“环卫”工作。而发明和主持大屠杀的人，可能也是一个看起来克己奉公、严谨求实、有高度“道德自律”感和讲正气的人。甚至这个人还可能是一个慈父、学者、艺术家、偶尔会开几句玩笑的人，比如希特勒。
一些后来站到审判台上的大屠杀罪犯，看起来沉稳、谦恭乃至文弱羞怯。20世纪有名的大屠杀要犯中，有不少人经常熬夜工作，生活简朴，不爱钱财，不喝酒不抽烟，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苦行僧式人物。然而正是他们，是历史上最冷酷无情的屠夫。还有一些大屠杀理论(无论是基于主义、道德、种族界限)的制造者，不仅是讲私德的人，更是目光远大的“理想主义者”，在他们冷酷的苦行僧面孔之下，有着乌托邦狂热的超级“率真”，或善于利用乌托邦理想来进行煽动的超级狡诈———这两种可能性都同样地可怕。总而言之，展现在他治下子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在“清洁的精神”引领下的“清洁国度”蓝图：清洗掉所有的“劣质人口”———有自尊的人，有不同信仰和意见的人，乃至喜欢说话的人，把社会的一切都集中到一个意志之下，乃至普通人的生活可以统一样式、统一趣味，使一切都井然有序。在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然，实施这种大屠杀的，并不只是希特勒一人，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还有类似的屠夫。
这些具有极端精神洁癖的屠夫和极权统治者，如希特勒，往往把自己的行为叫作“重构”或“优化”社会，或建立“完美社会”。而这些宏大叙事的最为简便易行的方式，就是把“劣质人口”成批剔除。从“理想国”到大屠杀的逻辑，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从“人间天堂”到人间地狱，也就这么一步之遥。
回望人类历史，制度化大屠杀的元凶和极权统治者大多具有在“完美社会”蓝图之下的意识形态、道义或种族理念上的洁癖。每每想到这里，我就会生出这样的“片面”观点：期望由一些平凡人来治理国家。他们有凡人的欲求，喜欢享受生活，喜欢个性化的事物，同时也认为大家都是同样的凡夫俗子，因此所谓治国，便是给予凡人们一个自由、宽容、有法律保障的环境，争取让人人都能过上“小资”一点的生活。
这时候，我倒是害怕一些过于禁欲、过于苦修、过于洁癖和狂热的枭雄因风云际会而掌握最高权力，然后号令天下人必须像他一样禁欲和苦修，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不允许任何人质疑他的伟大理论，而任何人都要膜拜他的道义形象和英雄形象，否则就是“全民公敌”。在这种狂热和有洁癖的“英雄人物”或“哲学王”统治下，私人空间和个性化的选择全是颓废、堕落的东西，儿童全部编成大队来被“公养”以免被“腐化”，不允许藏有私财，不允许翻查历史，不允许随便游逛，不允许不出席盛大集会，更不允许欣赏一些好似肮脏实则正常的文化娱乐产品……
我曾经喜欢过的一个作家(至今我仍喜欢他的一些作品)，正在建立和留下某种充满精神洁癖的理论，并向人们推荐一条通过“血”来“重构”社会、“重构”人的精神的“光辉道路”。
说实话，我辈虽凡人浊夫，却也对清洁的精神世界、清洁的社会心向往之，但是对于如何接近清洁和完美，我还是信奉卡尔·波普尔基于证伪主义的渐进社会工程策略，忧虑和抵制是波普尔的一贯态度。
制度化大屠杀的制造者迷恋一步到位、畅快的方式，无情地用血雨腥风来迅速“重构社会”，这位作家所主张的，与这套路数大致不远。
人类社会不无嗜血、残暴、盲从的基因，不无暴政者的志愿行刑队。人类中的患有极端精神洁癖者、极端道德主义者在今后某一日会有怎样的飞黄腾达的际遇？一些以血来“重构社会”、建立残暴统治的人在异国做人质时、在做艺术家时、在做小人物时，不也是落寞寡合但目露精光、志向远大？
可又有谁愿意做这类狂热者的牺牲品，被血“洗”掉？
作者：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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