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万农民春节外出打工：逆选择之路的真实逻辑

　　作者：彭戈

　　每至春节，数千万在异乡奔劳了一年的农民工们便扛上行李，离开他们寄居的城市与工矿，踏上返乡之途。但这种人们所熟见的场景今年春节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大批农民工返乡的同时，全国有近400万名农民工在春节之前离开家乡，开赴各地，提前开始他们今年的打工生活。

　　1月27日，成都火车北站。来自四川广汉农村的吴德元和七个同乡等候在火车站大厅，准备前往杭州打工。“现在很多在外打工的人都回家过年了，现在出去打工工作好找，工资也比平时高出一截儿，挣钱容易一些。”吴德元说，去年的工钱老板都及时兑付了，没有拖欠，2004年12月初他就和几个老乡提前回家了。过了春节再去找好一点的工作就难了，而且车票也难买。像吴德元这样选择在春节期间外出务工的农民为数众多。据成都火车北站有关人士介绍，自元旦之后，每天出川的农民工至少七八千人以上。而据媒体报道，重庆、贵州、江西、湖南、安徽等劳务输出大省也在今春出现农民工反季打工的高潮。

　　四川省就业局有人士表示，从2004年11月下旬到2月初，全川外出务工的农民将超过30万人。而据国家有关部门预计，今年春节期间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员数量将达到400万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这种自发行为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含义。”四川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陈德彬认为。

　　400万人的逆选择

　　“如果把民工春节停工回家作为正向选择的话，那春节期间外出打工则是一个逆选择。对400万出外打工的民工而言，这种逆选择是自愿而非情愿。”陈德彬表示，农民工宁愿放弃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选择外出打工，与目前整个劳动力市场特点以及经济发展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表面看，最直接的一个因素是春节劳动力市场的用工短缺。”

　　 据了解，春节期间，由于大量外出务工人员的返乡，包括江浙、上海、京津地区以及东南沿海都出现了严重的务工人员短缺状况。 据浙江省劳动部门统计，浙江省在春节期间的劳动力缺口达到了近50万人，缺口比重达到了总需求数的35％。浙江大批工业企业和服务业面临春节前与春节期间用工紧缺的尴尬，一些企业的生产线已经严重缺员，甚至被迫停工。而杭州市餐饮协会日前在调查后发现，春节前后，仅该市餐饮行业的缺工数额就达到了3万人以上。这一现象直接带来春节期间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上升。在杭州、上海等地，春节期间城市居民雇佣保姆的价格已经从平日的600元～700元上升到1000元～1200元，但仍就供应不足。很多企业在春节期间的提供工资涨幅达到30％以上，但仍就无法足额招满所需工人。

　　“在利益诱导下，部分民工便选择在春节期间外出务工，以争取比平时更多的工资。”陈德彬同时认为。导致民工逆选择还有一个直接原因，他表示，长期以来国内用工企业尤其是建筑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国内1亿农民工的欠薪达到了1000亿元。“这种对农民工的务工热情和积极性有很大打击”。而去年在全国范围进行的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动成效明显，权益受保障、拿到足额工资直接刺激了农民工的务工积极性。“至少很多务工人员不会担心这段时间会白干拿不到钱。”

　　逆选择之真实逻辑

　　“对于今年出现的农民工反季务工现象，外界的评论基本都是一片褒扬之声，无非是赞扬农民工转变务工理念、经济意识提升等等。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四川大学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学者刘志国表示。

　　“事实背后的真实逻辑是农民工所面临的不公正待遇。对农民工而言，放弃过年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选择薪资较高的时段外出务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刘志国表示，长期以来，在城市逐渐走向繁荣的同时，农民工的身份、地位和待遇却鲜有变化，一直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所面临的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分配不公，二是权益保障缺失。”

　　据刘志国介绍，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年前曾对农民工收入进行了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长期以来农民工的收入一直徘徊在一个较低水平，与农民工的付出难成正比。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12年来农民工月工资平均只提高了68元。按照珠三角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广州为510元，东莞为450元，福建莆田和泉州的最低工资是350元。而不少企业，特别是“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常常以最低工资作为员工的底薪，加班也不按标准支付加班工资。而这些年来消费物价总体水平已大幅度上升。“很多农民工收入的实际购买力还不如10年之前。”再加上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缺失，导致农民工权益受侵害、长期遭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在资方面前毫无议价能力的农民工只能选择“以脚投票”，拒绝受雇。他表示，去年国内大面积出现“民工荒”现象的根源就在这里。“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生存压力的农民工在春节前后外出打工也就成为很自然、也很无奈的一种选择——毕竟这个时段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升。”

　　四川省就业局农村劳动力管理处一位姓秦的处长对此也颇有同感。他表示，且不说拖欠农民工工资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仅就农民工超过8小时的日工作量和长期低工资水平的状况，对于确立公正的分配规则和权益保障制度建设已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城市产业工人之路

　　对于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国家有关部门也在力图破局。

　　1月27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发布了最新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国研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环境研究”课题组的这份报告经过了历时两年的调查。报告指出，当前农民工收入过低、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根源在于，中国尚未建成完全平等的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及其相关的调节机制和配套制度。应重新设定农民工户口迁入城市的条件，对有留城意愿而又通过多年就业在城市站住脚的农民工允许其定居，并在住房、入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配套改革。

　　对此，四川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陈德彬深表赞同。他表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期，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在此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弱。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并且融入城市生活已成为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也是城乡协调发展前提和前奏。这样，就必然要采取措施消解“城乡分割二元制度”这一问题的根源。“事实上，在江浙、广东等很多地方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占据比例达到60％以上。现在所需要的是对他们这种事实身份的进一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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