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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刚
与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一样，默默无闻的中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因涉及超过10亿元的诈骗案而“一举成名”。上市前夕的中行也因此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进入21世纪以来，中行几乎每年都有大案发生，或者涉案金额惊人，或者行级高官落
马——2001年10月12日，中行开平支行先后四任行长历时十年抽逃资金4.83亿美元的大案曝光；2002年初，中行纽约分行因违规经营被美国货币监理署和中国人民银行分别罚款一千万美元，原中行行长王雪冰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双规”；2003年7月，中行副董事长、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涉嫌经济犯罪而被免职；2004年8月3日，中银香港副总裁朱赤和丁燕生因涉嫌私分“小金库”被中行通知停职，随后被正式逮捕；刚进入2005年，中行就发生了河松街支行案件。仔细观察，这些案件的发生几乎都由内部人作案，或采取内外勾结方式作案。河松街支行案发又一次验证了金融业一句古话：家贼难防。
在四大银行中，中行最早进入国际市场，在国际竞争中应该更早、更充分地学习到国际金融巨头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方面的经验。但现实却不尽如此。
那么，为何中行频曝大案，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显得尤为突出？
中行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任王兆文认为这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原因。从客观方面讲，中行接受的监管面较大，中行是国有银行中惟一一家同时具有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业务的银行，要同时接受银、证、保三家监管机构的监管；同时，中行海外分支机构遍布世界26个国家，这些分支机构还要接受东道国监管机构的监管。中行同时面对海内外众多监管机构，一旦出现问题很容易被及时察觉并曝光；从主观方面讲，大案频频发生反映了中行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还很不完善，加强和完善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正是中行股改的重点，中行希望通过股改最大限度防止类似案件的发生。
王兆文的看法可以解释中行为何屡屡发生大案，但并不能很好解释为什么中行发生的大案最多。
众所周知，在1994年从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变之前，中行是专门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主要在海外的金融中心城市从事经营活动，在国内主要为外贸企业的进出口提供金融服务。过去十年，中行逐步转变为国有商业银行，主要经营场所从海外转到国内，经营范围从单纯的外汇业务扩展到涵盖个人金融业务、企业金融业务以及国际金融业务的全面金融服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行在国内的主要老企业客户——具有外贸专营权的那些外贸公司大多已破产，而很多工商企业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他们成为了中行新的服务对象。因此，在过去十年，中行的经营场所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市场和工商企业服务对于中行来说都是全新领域。
而对于传统上就为工商企业提供服务的工行、已经进城的农行以及已经进厂的建行来说，他们为国内工商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已经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相应的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也相对完善，至少可以较好地防范赤裸裸的“惊天大案”。与它们相比，中行在进入国内市场、进入工商企业服务领域的过程中，由于业务历史较短和经验不足，针对该领域特点的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并没有及时跟上，这就为一些“家贼”提供了可乘之机，再加上国有银行较为僵化的体制，这些大案的发生就难以避免了。同时，在这些案件中，“家贼”还往往利用中行经营外汇业务的传统背景把巨额资金抽逃海外。
业内人士称，对于一家银行而言，判断其状况的标准有两条：一条是经营状况，包括资本回报率、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等硬性指标；另一条是重大案件的发生情况。经过去年的财务重组，中行在经营状况方面距离好银行并不遥远了，但频频曝光的大案却让中行为此失分。
频发的大案对中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目前中行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之中。中行行长李礼辉表示，中行最早将在今年下半年上市。尽管王兆文认为河松街支行案件只是局部性案件，对中行上市不会有太大影响。但联想到2002年中银香港原计划同时在纽约和香港两地上市，但由于中行纽约分行事件和王雪冰事件而被迫取消纽约上市之旅，相信河松街支行案件以及近年来中行屡屡发生的大案，将会对中行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海外上市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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