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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转型时期的中国，信用遭到很大的破坏，既然市场还暂时无法对不讲信用者作出惩罚，那么，由政府来为企业培育信用就没有什么不可
虽然这种带强制性的举措更多地体现了行政管理者的主观努力，但这种破产是真正
意义上的破产，其所传达的信号是，信用二字关乎企业的生死，马虎不得，从而彰显了信用在市场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眼下，一股“信用破产”旋风吹遍了浙江大地。先是262家省属企业在不久前被浙江省工商局宣布列入信用“黑名单”，接着，杭州市工商局又宣布了8079家企业“信用破产”。
所谓“信用破产”，按照浙江方面的解释，是指将企业的信用分成等级，对于那些信用不好，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由政府有关部门宣布破产。“信用破产”的亮点之处还在于，被宣布破产的企业，其法人代表也被勒令三年内不得担任新设企业法定代表人。
显然，浙江企业的“信用破产”是由政府催生的。对此，一些媒体曾将这种做法概括为“突然死亡”或“零存整取”，并引发了一阵小小的争议。质疑者的理由主要是，企业破产是市场的事，政府宣布企业破产有越俎代庖之嫌，而且这么做会加重行政的力量。
我认为，“信用破产”也许不是最好的做法，但却是当下最契合企业实际的适宜做法。转型时期的中国，信用遭到很大的破坏，既然市场还暂时无法对不讲信用者作出惩罚，那么，由政府来为企业培育信用就没有什么不可。虽然这种带强制性的举措更多地体现了行政管理者的主观努力，但这种破产是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其所传达的信号是，信用二字关乎企业的生死，马虎不得，从而彰显了信用在市场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目前，社会基本的信用关系还没有形成，因信用缺席而导致的损失还很大。2002年，商务部的一个研究报告就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5855亿元。具体说来，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因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因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约2000亿元，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另外，还有逃骗税损失等。
因此，当务之急是改善企业信用，并把这作为社会信用建设的突破口。而要改善企业信用，就目前情况来说，如前所述，还需借助政府力量，建立一个以信用信息征集、信用状况调查、信用评价、信用自律和失信惩戒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外部信用制度，以此培养和树立企业的信用风险意识，加强内部信用风险管理，同时防范来自外部的信用风险。
其中，重点是建立信用的惩戒和褒扬机制，表现在：一是行政管理部门通过信用分类管理，严格监控有失信记录的市场主体；二是形成社会约束机制。违法失信者在公共服务、银行信贷等方面将丧失便利，在生产经营中会减少交易机会，提高交易成本，直至被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逐出市场；三是加大对犯罪分子的惩戒力度，依法追究违法失信者的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四是新闻媒体对失信行为进行披露和曝光，使失信者的社会形象受到打击。
浙江的“信用破产”就是这样一个惩戒机制。虽然在具体的细节上还有待完善，但现在来看，浙江自己就是这一做法的受益者。很长一段时间，浙江曾是假货的大本营，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很大一部分来自浙江。著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一度是假货的天下。这对浙江的形象损害很大。自从2001年开始打造“信用浙江”以来，浙江的形象有了很大改观，人们已很少再把假货与浙江联系起来。
人无信不立，企业也是如此。市场经济的秩序、效益就在“信用”二字上。因此，对于不讲信用的企业，不能让其在市场中生存下去。但企业的守信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适宜的环境里靠规则培育起来的。浙江的“信用破产”就是培育企业讲信用的根本之法，它提升了信用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应该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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