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牛基金会的产权秘方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杨眉/内蒙古报道

　　中国内地富人不少，但有慈善之举的富人却不多。所以，当内蒙古蒙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蒙牛)董事长兼总裁牛根生，将自己在蒙牛近10%的个人股份全部捐献出来，成立“老牛基金会”(下称基金会)的消息被证实后，人们称之为“惊人之举”。

　　近年来，形形色色的中国内地富人排行榜纷纷亮相，不少内地富豪甚至登上全球富人排行榜。但就在比尔·盖茨、李嘉诚等国际富翁，同时作为慈善家榜上有名之时，中国内地富人却受到了“吝于行善”、“为富不仁”等舆论谴责。

　　对于这一中国内地首个企业家私人基金会，社会的关注集中在了对牛根生慷慨大方的钦佩，但对于牛根生本人，除了坦露其独特的财富观之外，更自认为基金会是其产权制度创新的有效探讨。

　　是“做秀”还是“动真格”

　　关于“老牛基金会”，近两年一直就有传闻，但不论是公司方面，还是牛根生本人，在承认“确有此事”的同时，对成立时间、股份捐出比例和基金用途等具体细节，都未有明确说法，也不希望媒体对此过多渲染。直到2005年1月中旬，蒙牛乳业负责宣传的相关人士才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基金会”正式成立，并提供了准确、详实的基金会资料。

　　从时间上看，2002年底，牛根生本人开始有了捐出自己全部股份、成立基金会的考虑；2003年底，牛根生正式向负责公司上市法律事务的律师，表达和确认了自己的这一打算，境内外律师几易草案；2004年12月28日，即公司上市半年后，基金会的平台机构——“蒙牛事业发展促进会”注册完毕，宣告成立；2005年1月12日，“老牛基金会”正式创立，作为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东，牛根生这个不到半年的“纸上富翁”将自己不到10%的股份全部捐出，并同时确定，基金会隶属于“蒙牛事业发展促进会”。

　　显然，捐助的具体方式是外界最为关注的内容之一。据了解，捐赠的具体操作分两步：第一步，在牛根生的有生之年，个人股份红利的51%赠予基金会，49%留作个人生活所需，股份话语权不变。但当牛根生卸任董事长后，表决权将授予继任者；第二步，在牛根生天年之后，股份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家人不能继承，妻子、一儿、一女每人只可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

　　基金会的资金用途，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按照基金会章程规定，基金主要用于褒奖对蒙牛集团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或机构，员工个人遭遇不幸或生活窘困时，也可向基金会申请资助。按此标准，具体用途涉及到集团九类人：经营、管理、市场、销售、研发、技术、生产、原料等8大生产环节的职工，以及陷入特殊困境的员工。

　　资金用途的最大“亮点’，应属最后一类资助对象。涉及前8类人的用途，性质属于物质奖励或者说是激励机制；而最后一类人，则属于“遭遇天灾人祸”，但按照惯例，“企业分配制度涉及不到、上市公司有关规则照顾不到、社会保障系统覆盖不到”的慈善资助。

　　至于基金会为何不向全社会、特别是农民开放，牛根生解释说，基金会目前财力有限，只能选择一个能起“四两拔千斤”的“支点”，这个支点显然就是龙头企业。然后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实现基金会对农民的间接援助。

　　基金会的管理工作，当然由基金会的成员来负责和履行。具体包括牛根生和同样贡献了股份的妻子、儿子、女儿四人，还有奶协、政府官员、蒙牛中高层领导等。但目前规定，在三年之内，除牛根生及家人之外的其他人，只能向基金会提供最多1元人民币的资金。

　　据了解，基金会目前的主要资金是牛根生2003年股红的51%，金额300多万人民币。

　　有意思的是，基金会成立的消息传出后，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蒙牛乳业和牛根生的“作秀”？

　　《中国经济周刊》将此质疑抛给牛根生，得到的回答是：这种想法和怀疑不奇怪。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讲，若要“作秀”，一个月或是一年还可以。但几十年“作秀”可能吗？哪有一个人一生“作秀”的？

　　为何成立“老牛基金会”

　　2004年12月初，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宣布该会所获捐赠的70%来自国外和港台，国内富豪的捐赠不到15%。 “中国内地富人不慈善”的讨论再次成为热点。但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慈善与否，既要看企业和个人的真实财力，同时也取决于富人作为自然人的财富观、作为企业家的经营观。

　　据蒙牛乳业内部人士透露，在一次公司会议上，牛根生坦诚：中国有句 古语叫“富贵不过三”；而从哲学观点看，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是任何人、包括历史伟人都不可避免的最后一步。

　　至于不能给子女后代留下一笔财富的疑问，他回答说，如果蒙牛能活一百年，那么后代走到哪里都可以自豪和骄傲地说，“我是蒙牛创始人的第几代”。这样一张企业“名片”比拥有物质财富更有价值。

　　近几年，牛根生曾获得过诸多荣誉和头衔。但他本人较看重某网站评选的“新民企领袖”称谓，因为其中的“新”字令他感兴趣。他解释说，“新”意味着与十年前、与五年前都有差别，他的“新”重点体现在从“金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变上。早期的民营企业家，给人的感觉是——为自己挣钱，关起门来吃肉，即“金本位”；现在的民营企业家，肩负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个人是否幸福，不单取决于他的个人状态，而要看他所经营企业的未来前程，即“人本位”。

　　因此，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财散人聚，财聚人散”是不可不信的经营哲学。

　　近两年来，内地上市公司高管层连连因“贪”而“落马”。蒙牛乳业于2004年6月在香港上市，同样作为上市公司老总，牛根生对此作何评价？

　　“对于其他公司和人我无权评论，但可以谈谈自己的感受，”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公司一旦上市，那么就有一群人的命运与公司紧紧联系在一起：产品市场上，是亿万百姓；资本市场上，是千万股民；原料市场上，是百万农民。除了这“三民”，还有“三军”：生产大军、销售大军、供应大军。

　　“天称的一端是我和家人、亲戚的利益，另一端是‘三民’和‘三军’。孰轻孰重？显然我一家子怎么也重不过‘三民’和‘三军’，”他说。

　　基金会是产权改革尝试

　　基金会的成立，社会的关注集中在了其慈善性质。甚至有人拿牛根生与郑俊怀(伊利股份前董事长兼总经理，2004年底因为挪用公款被逮捕)做对比：两人同为中国奶业“大腕”，同为内蒙古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却有着天壤之别的财富观：郑俊怀把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变通”为个人所有，牛根生则把本属于自己的财富奉送出去。因此，很多人钦佩牛根生，认为他开启了中国富人的慈善时代，其人格魅力可敬可赞。

　　对于将自己与郑俊怀做对比，牛根生并不回避，但他似乎更看重两个企业之间的对比。因此，他只是回应说：草原品牌是一块，蒙牛伊利各一半。

　　但对比两个公司，两者的不同不仅是品牌之别，更深层的是体制的差异：蒙牛从一开始就是民营企业，公司上市后，包括牛根生在内的所有创始人都获得了相应的股份，成为公司发展的真正受益者，如牛根生获得了近10%的个人股份；而伊利股份脱胎于国有企业，按照当时的有关制度和法规，公司上市后，包括董事长郑俊怀在内的所有职工，没有个人股份，即公司股份变化中排除了企业内部人的成份。

　　其实，郑俊怀2004年底“出事”，根源也是因为违规、变相MBO(管理层收购)。而众所周知，MBO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收购，变国有、集体所有的股份为个人股份。

　　郑俊怀的“出事”，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领导人中频频上演的“贪”剧之一。对此现象，专家、学界都做过深入分析，除了个人修养、个人情操等因素外，体制、特别是产权制度，被各界一致认为是此类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但对于制度问题，并非仅限于国有还是民营之分。对于产权清晰的民企而言，仍然存在制度改进。

　　“基金会的成立，其实就是一种制度设计，”面对外界将基金会定位于慈善之举的舆论造势，牛根生道出了成立基金会的深层考虑。

　　同很多中国内地企业一样，蒙牛从创立那天起，也立志要做“百年老店”，打造国际品牌。“显然，我和我的团队成员都活不了一百年。要想保证蒙牛成为百年老字号，就需要建立一种推进机制。因此才有了基金会，谁为蒙牛做出突出贡献，就重奖谁。一项事业能不能成功，关键看制度设计。基金会正是制度设计的一部分。”

　　而这种制度设计的真正动力或者说压力，是中国企业所面对的现实竞争环境。他指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与中国企业同台竞争的是“装备到牙齿的国际军团”，中国企业无论在规模、底功，还是历史上都不如别人。要想后来居上，只有凭创新，靠突破。硬件拼不过，就只能发动“软件革命”：管理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而基金会就是其在产权制度上寻求突破的一种尝试。

　　他分析说，产权制度的突破，最终目的是使与企业关联的各方“命运相联”：股东投资求回报，银行贷款图利息，员工参与为收入，合作伙伴需赚钱，当地百姓盼税收。只有消费者、股东、银行、员工、社会、合作伙伴六者的均衡收益，才是真正意义的可持续收益；只有与最大多数人命运关联的事业，才是真正可持续的事业。

　　“因此，对于现代企业家而言，小胜凭智，大胜靠德。”牛根生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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