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经观察：GDP高增长难饰经济结构性隐忧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在诸多积极因素的作用下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但诸多结构性问题也在进一步显现

　  1月2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04年度国民经济运行的统计数据。结果显示，200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65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5%。我们注意到，这是中国在2003年底以来实施严格的宏观调控政策情况下实现的经济增长。该增长速度是1996年以来的 最高增速。

　　出口、消费以及投资等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均在第三季度实现井喷式增长，并奠定了全年经济高增长的基础。

　　世界产业和服务转移、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速，中国的信息化和城镇化进程也在同步加速推进，加上世界经济继续温和增长、美元持续贬值、中国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在上述诸多积极因素的作用下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同时，诸多结构性问题也在进一步显现。

　　首先，是与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相伴随的“四高”风险——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过高、税收高增长、外汇储备高增长，以及进出口额的高增长。这些环节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结构性问题。

　　尽管一些过热领域成功降温，可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仍然超过了7万亿元人民币，较前年增长了25.8%，占GDP比重约为51%。虽然投资结构已经显著改善，民间投资比例有所上升，但需要警惕的是，这一比例已经远远高于1990年代末韩国和泰国等多数亚洲经济体。

　　当时这些国家均因固定投资飚升、外债比例过高而陷于经济危机。中国的外债比例虽然仍在警戒线以下，但是固定投资中的民间投资比例仍然过低，同时国内债务，尤其是隐性债务(包括巨额金融业不良资产、地方政府财政赤字，以及社保欠账等)比例却明显偏高，而过高的政府投资比例也不仅意味着投资效率低下，而且承担过高投资风险的各级政府财政压力将随之上升。

　　不包含关税和农业税，2004年国家税收达到257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7%；外汇储备达到创纪录的6099亿美元，增收2067亿美元，同比增长51.3%；外贸总额高达11547亿美元，增加3037亿美元，同比增长35.7%。增长幅度均大大超过同期GDP9.5%的增速，既合理反映了GDP增长，但也暴露了多个结构性问题。

　　税收占GDP比重约达到19%，尽管总体比例不高，远低于发达国家30%以上的水平，但是税基、税源，以及部分税种却存在严重问题，仍然反映出国内企业和个人税赋过重，比例不协调。譬如，呼吁多时的内外企所得税统一问题，迟迟不得解决；营业税重复征收、生产型增值税和流转税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等等。发达国家通常依赖减税、富民，以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却受到税收比例略低和税负过重的双重困扰。

　　2004年全年贸易顺差约为319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额却达2000亿美元以上，在外贸额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过高的外汇储备却承担着储备贬值的风险。

　　这说明，保持汇率稳定以刺激出口的作用已经发挥到了尽头。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必须保持一个适度的水平，否则，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易引起不真实的通货膨胀风险，压制了国内有效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启动；而且，外贸总额几乎与同期GDP相当，也增加了经济对世界的依赖性。外贸总额中表现的经常项目顺差与外汇储备增加额相差达1700亿美元，也反映世界范围内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在逐步提高。

　　下一步，必然涉及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为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做好准备；同时，包括外贸税收政策、结售汇制度，以及国内投融资、金融等多个密切相关的领域也必须做出相应的系统调整和改革，以适应更灵活的汇率制度。

　　虽然外贸结构有所改善，但是包括加工贸易、转口贸易，和低端的纺织品与机电产品出口，以及石油等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占进出口贸易的比重过大，IT、电子、专利等高端产品的进出口比重过低。尽管获得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地位，中国企业所得的利润却微乎其微，中国企业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其次，是金融改革。全世界都为中国的经济在严格的宏观调控下取得的经济增长而高兴——世界不用再为中国经济的硬着陆担心，也不用为失去中国经济引擎而担忧。这反而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一轮经济景气和增长周期。

　　但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前提是——中国在经济高增长过程中，必须解决所有的这些结构性问题，在这之中，尤为关键的问题无疑将是金融体制改革。

　　脆弱的银行系统和证券市场，几乎完全背离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态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汇率改革与之直接联系在一起。

　　我们又认为，2005年是本届政府实施诸多改革的关键一年，将是结构改革的重要时期，也是夯实增长基础的关键时期，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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