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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
“目前，全国竟然有183个城市相继提出了要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要知道，就连首都北京日前出台规划时，也只是定位于‘现代化国际城市’，而达不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标准。”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严厉批评了建设系统中的种种“病症”，他特别斥责一些地方脱离实际，超越经济承受能力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见2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
全国有183个城市要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比北京的定位“现代化国际城市”还要超前，真让人佩服一些地方领导的“超前意识”和“长远目光”，但是这种定位带来的是什么呢？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拖欠的1780亿元工程款中，各地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所拖欠的工程款就高达700亿元。建设项目拖欠的工程款是不是由这些“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定位带来的很让人怀疑，如果真是这样，就让人反思：我们真的需要183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吗？
笔者以为，183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定位折射的是地方领导干部的权力放大率。“没有不敢想的，没有不敢做的”，不管规模多么庞大，不论是否劳民伤财，只要能带来政绩，就是一些领导干部需要的。可是老百姓需要吗？这些“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让老百姓居住的吗？不是，是给上级领导看的。因为在上级领导考察下级领导时，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工程”，往往会对下级领导的政绩评价乃至职位的升降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不少领导决定在一项工作上投入多少时间、精力、资金时，首先考虑的是这项工作能不能给自己的“政绩”添上一笔，能不能引起上级领导的注意，能不能在上边挂个号。
183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定位，会不会成为“驴粪蛋蛋，外面光亮，里面是草渣子”？在笔者看来是极有可能的。如果不对某些领导掌握的权力加以制约和约束，任由其“无限放大”，甚至放大出283个、383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定位来，那么受损失的肯定是老百姓，而不是某些官员。因为一任领导班子的“辉煌政绩”，造成几届班子的沉重包袱，在转型期的我国，我们不是没有见过。有的地方和部门由于受利益驱动，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求成，盲目地提出一些好大喜功的口号，制定一些脱离实际的计划，而且层层加码，签订目标责任状，并以此作为考核、奖惩、提拔干部的主要依据。下属为了完成目标，搞短期行为、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甚至寅吃卯粮。
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严厉斥责一些地方脱离实际，超越经济承受能力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笔者以为，这种斥责只能起到一种暂时的作用，要想杜绝第184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定位的出台，必须对地方官员手中的权力加以制约，改变上级评价政绩的方式，让民意对城市的发展规划起到制约作用，避免权力放大率发挥作用。若权力不受制约，在政绩冲动下，再严厉的斥责也难以发挥作用。
只有建立刚性的制度约束，让政府官员摆脱非理性政绩行为的干扰，才能避免虚报浮夸的假政绩、劳民伤财的达标升级活动和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公众才能看到真正的、没有水分的、不做表面文章的、真正造福百姓的政绩。也只有这样，才能让第184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定位无法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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