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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 NBD特约评论员
一股“信用破产”旋风吹遍浙江。先是262家省属企业在不久前被浙江省工商局宣布列入信用“黑名单”，接着，杭州市工商局又宣布了8079家企业信用破产”。
所谓“信用破产”，按照浙江方面的解释，是指将企业的信用分成等级，对于那些信
用不好，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由政府有关部门宣布破产。“信用破产”的厉害之处还在于，被宣布破产的企业，其法人代表也被勒令三年内不得担任新设企业法定代表人。
浙江企业的“信用破产”是由政府催生的。对此，一些媒体曾将这种做法概括为“突然死亡”或“零存整取”，并引发了一阵小小的争议。质疑者的理由主要是，企业破产是市场的事，政府宣布企业破产有越俎代庖之嫌，而且这么做会加重行政的力量。
笔者认为，“信用破产”也许不是最好的做法，但却是当下最契合企业实际的适宜做法。转型时期的中国，信用遭到很大的破坏，既然市场还暂时无法对不讲信用者作出惩罚，那么，由政府来为企业培育信用就没有什么不可。虽然这种带强制性的举措还带有行政管理者的主观判断，但这种破产是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其所传达的信号是，信用二字关乎企业的生死，马虎不得，从而彰显了信用在市场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目前，社会基本的信用关系还没有形成，因信用缺席而导致的损失还很大。2002年，商务部的一个研究报告就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5855亿元。
因此，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改善企业信用，并把这作为社会信用建设的突破口。而要改善企业信用，就目前情况来说，如前所述，还需借助政府力量，建立一个以信用信息征集、信用状况调查、信用评价、信用自律和失信惩戒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外部信用制度，以此培养和树立企业的信用风险意识，加强内部信用风险管理，同时防范来自外部的信用风险。
其中，重点是建立信用的惩戒和褒扬机制，表现在：一是行政管理部门通过信用分类管理，严格监控有失信记录的市场主体；二是形成社会约束机制。违法失信者在公共服务、银行信贷等方面将丧失便利，在生产经营中会减少交易机会，提高交易成本，直至被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逐出市场；三是加大对犯罪分子的惩戒力度，依法追究违法失信者的行政、民事和刑事法律责任；四是新闻媒体对失信行为进行曝光，使失信者的社会形象受到打击。
企业的守信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适宜的环境里靠规则培育起来的。浙江的“信用破产”就是培育企业讲信用的根本之道，应该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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