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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彪
“建议将省人大代表活动经费由现在的300元一年增加到2000元一年，列入省财政预算。”这是日前湖南省人大代表刘裔厚在湖南“两会”上提交的一则建议(《长沙晚报》1月30日)。这则人大代表要“待遇”的建议，有的人看了心中也许会生出反感，我却发自内心地为之叫好。我认为，这是“代表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回归，其现实影响和深远意义不可低
估。
也许有人会纳闷：代表竟然公开为自己要“待遇”，这不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吗，有什么值得赞扬的？
表面看，似乎是这么回事，但深入思考一下，事理绝非如此。“要待遇”与“自私”的一个简单区别，在于是为“己”还是为“众”。显然，刘代表要求“增加活动经费”的目的，是为代表们深入民众、实地调查创造条件，或者说仅仅是给代表们履行职责作一点点补偿。每个人的劳动都应该得到回报，人大代表是一种荣誉，但更是一份责任，他们的公共服务活动理所当然获得补偿，用合理的补偿获得更加优质的服务，这不仅符合经济学原理，更为广大选民所企盼。
众所周知，我国的“代表制度”倡导的是一种“义务本位”。也就是说，“两会”代表委员是一种非职业化职务，他们的履职过程基本上是一种义务行为，公共财政只给代表委员们的活动提供少量补贴。这种做法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的要义是权利和义务对等，且义务之于权利具有后生性。如果代表们自身的权利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又怎能尽心尽力地履行好自己的义务？
所以，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迈进，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我以为刘代表的建议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是合乎法治精神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超越荣誉意识的进步，是权利本位意识的觉醒和回归。
随着社会进步，代表们的素质和履职意识在不断增强，深入基层，实地调研的人越来越多。全国人大代表王填自掏10多万元作调查，聘专家，南下北上多次，耗时一年，终于将一部《商业大店法》草案交到薄熙来部长手中；人大代表任玉奇为提交“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草案，专门抽出1个月时间，行程两万多里、走访了70多个乡镇，自己也掏了8万多元……
正因为有这么一批尽责的典范，“两会”代表关注的领域才越来越广，优质提案也越来越多。但在其背后，代表们个人花费的财力和心血也不言而喻，收入高的尚能勉强支撑，收入低的则不堪重负，有的甚至负债累累。长期下去，不仅会影响代表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也会大大影响提案的质量，最终受损的是公众利益。
当然，要让代表们成为完全意义上社会各阶层利益的“代言人”，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走“代表职业化”之路，通过立法方式使代表们真正成为权利与义务的结合体———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实现的理想。当下，逐步增加代表的“活动经费”，无疑是一个兼顾国家、代表、公众三者利益的“次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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