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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一年多来，保障了一些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但是，救助站在实际工作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除了一些受助人员不愿意接受救助外，智障、肢体残疾、脑瘫、孤儿等生活不能自理群体成为全国几乎所有救助站最为棘手的难题———他们到救助期满无法离开救助站，救助站也不能因此终止救助。
针对“走不出救助站”的难题，北京率先在全国拿出了破解之策，据悉，北京正筹划建立一个救助总站，由专人负责照顾和管理智障等群体(1月28日《新京报》)。如果这一计划变为现实，在中国的城市管理史上将是首创之举。北京的这一首创其实也是对有关法律精神的落实。小的方面而言，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对因年老、年幼或者残疾无法认知自己行为、无表达能力……由救助站上级民政主管部门提出安置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给予安置。大的方面而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被写入宪法，宪法第四十五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我们如果从更深层去剖析，还会发现，长期救助智障等群体，还有更特别的意义。
一直以来，国家是公民安全的庇护所，政府力量是人道灾难的主导性的救助力量，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救助公民，履行自身责任主要集中体现在突发性的大规模人道灾难中，比如地震、洪水、传染病等。但对于零星的、小范围的人道灾难，对于那些经常发生的个体苦难，除非特殊情况(如领导批示等)，政府责任往往难以及时到位，如对在街头流浪的老弱病残者、对身患重病而又无力支付治疗费用的病人、对因为家境贫寒而无法跨入学校大门的青少年、对交通事故中因为肇事人不知影踪而陷入无助的受害者……
我们也要承认，国家不可能包办一切，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政府不可能把每个人的苦难都纳入自己的视野。但是，政府不能因为自己能力有限而放弃责任，而是要不断发展自己的能力，尽可能地完善自己的责任。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税收的增长，政府所掌握的资源也越来越丰富，这就为政府完善社会福利，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公民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对个体苦难的关注度也应逐渐增强。
当前，中国的慈善社会组织还很不发达，那些由媒体发起的慈善报道和活动更是零零散散，无法应付经常出现的纯粹个体化灾难。这就更要求政府认真思考，在民间救助力量没有到位之前，尽己所能地让国家的关怀惠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公民，扶助那些发不出求救声音的最弱者走出人生的泥潭。甚至，国家可以考虑让一些对具有普遍性个体化灾难的救助制度化，如对于身患重病而又无力支付治疗费用的公民的救助，可以尝试建章立制，将其纳入到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来。
人类之所以组成国家、建立政府，是因为每个人都是渺小的，有不少人难以个人单薄之力去面对莫测的命运，难以去承受突如其来的灾难，所以人类需要政府这一组织化形态来让个体摆脱“孤岛状态”。所以，我们期望，北京的这个救助总站能早日建立并取得成效，也期望更多地方能借鉴北京的经验，尽快完善智障等群体的政府救助，我们更期望，政府的力量能尽快为个体生命筑起抵御惊涛骇浪的大堤，让公民在任何艰难的时刻都有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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